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土地意识变迁研究

——基于雁池村伍家塌的调查研究

伏鹏

湖南文理学院法学院政教09101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最根本的土地制度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习惯了集体耕种的村民来说，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分给农民，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民的耕种积极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融入得愈来愈深，农民的市场意识也渐渐提高，使其社会流动的倾向不断增强，农民的土地意识也渐呈多元化趋势。总的来说，就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土地意识变迁主要表现在：渴望土地并积极利用和保护土地、土地闲置、土地转让再到如今的弃地的四个阶段。这种状况是不利于土地的持续发展的，而针对此种状况，要保障农村土地的持续利用和发展，政府需要采取合理的政策指导和鼓励以提高农民积极性，做好土地集中经营以完善土地流转工作，实现土地的集约化，保护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并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安置工作，提高农民收入。

农民土地意识变迁状况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主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现在为止，农民的土地意识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渴望土地、闲置土地、转让土地、弃地阶段的变迁。

1、渴望土地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规定耕地承包期是15年，这给农村生活、农民意识有了很大的震动与改变。伍家塌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那几年，农民从集体手里重新分到土地，一般是一亩二三分的田和三四分地，对土地的生产积极性也提高了，几乎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土地中去。因为当时收入来源单一，要解决温饱问题，只有靠土地，所以农民渴望得到更多的土地。在聊天时，覃事平奶奶就跟我说“那个时候生活就主要靠那几亩的土地了，所以我们是多劳多得啊，干的活多，而且是自己给自己打工，不再是单纯地给国家打工，我们挣得也跟着多，不像以前跟着集体干多干少一个样。”“承包之后，我们的生产积极性都很高，我们这里适合种植旱作物，像玉米、黄豆、红薯，还大面积的种植柑橘，想尽办法提高产量，钱也挣得越来越多，吃的、穿的、用的不光有了还越来越好了。”[1]村民纷纷表示那个时候是一家老小都上阵，一年四季活不断，虽然用的都是最简单的生产工具，虽然累，但是干劲都在。每年除了乡里派人来收国家的一部分，其他的都归自家，当时水稻种植分两季，一亩田可收获粮食六七百斤，玉米五六百斤，除了国家的征粮，自己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粮食。这些土地收入在当时就是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可以说虽然靠天生活，但农民都心甘情愿地精耕细作。

2、闲置土地阶段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农民的市场意识渐渐提高，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要，大量农村劳动力出于对收益的比较，闲置土地进城，但不舍弃土地（担心自己进不了城，土地是最后的福利）。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由于农业生产资料如农药、化肥的价格上涨，使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86年每标准一吨化肥的平均零售价是381.2元，比1978年地的一吨231元上升了65%，加上政府收购粮食的价格不高，甚至低于市场价格，1990年前后，玉米的国家征购价格是0.32元每公斤，而玉米的市场价格是0.70元每公斤，”[2]这对于以种植玉米为主的伍家塌村民来说无疑积极性是受挫的。但由于村民对政府的政策的不确定，一是担心政府会有不利于外出务工人员的政策（如对进城人员有限制等）；二是担心政府对农村土地政策的变化，外出务工人员一般不会舍弃土地，而是将土地闲置，保证自己回农村时有生存的保障，作为最后回农村的福利。

3、转让土地阶段

2004年国家开始对国家实行粮食直补、农机直补、良种直补等“三补政策”，到2006年全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虽然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在一定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水平的提高，土地上的这点收入是满足不了全家人的生活的。现在伍家塌人均可分到一亩五的田和三四分地，每家平均起来也有五六亩田地，据村民表示，“要保证产量，一亩田要施80元的西洋肥（170/百斤），9元尿素和60元化肥，农药要施5次，大概要施80元地农药，这样水稻即可收到八九百斤一亩（120/百斤），玉米六七百一亩（90-100/百斤）”[3]

 图一（正在喂猪的黄奶奶）

成本还是比较高的，而最主要的还是需要花的功夫很多。伍家塌有很多这样的村民，家中儿子媳妇都到广州、浙江等地去打工，家里大多是爷爷奶奶带着小孙子，而爷爷奶奶年龄都大了，就算有心也没有太多精力和能力去管田里或地里的事，最多就管好家周边的一点田地，种点玉米、红薯、黄豆，或者一季水稻和蔬菜，用以满足家庭个体所需，或者多点喂一两头猪、养几只鸡等（图一），其他的土地有人要就转让给别人种，有的也会给予一定的回报——粮食，土地对于他们只是生活的保障，不再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村民转让土地可分为下面两种情况：

一是土地完全转让：农民觉得务工、经商等活动比发展农业收益更好，而将土地完全转让给别人，即将土地卖给别人。

案例一:村民覃华玉，今年43岁，生了一个女儿，24年前从伍家塌嫁到商溪。但她的婆家条件不太好且家住山上，她不喜欢住在山上。因家境的好转，3年前，她带着女儿从商溪迁到伍家塌来，她从覃事鄂家买了一亩地，并从另一户人家买了一套两层楼的楼房。覃事鄂是雁池乡的书记，家里都住在镇上，家里的土地就转让给别人，覃华玉用8000多元买了覃事鄂家1亩多地，并用5万零5000元买了别人的一套房子，房子的主人也是因在镇上修了新房而将房子闲置的。

二是土地转包：农民没有将土地卖给别人，只是将土地给别人种，土地拥有权仍归自己所有，并且对别人要收取一定的回报——粮食。

案例二：村民覃霞波奶奶，今年67岁，现在就和老伴两个人在家（五保户），这里交通不太方便，也没想着要到外面去打工，习惯了在农村劳作的日子。因为本组的田地本来就少，分到田2两亩左右，地1亩，都是旱地，家里种了红薯、玉米、水稻、黄豆、花生和一般的蔬菜。水稻只在收完玉米后种一季，两个老人年纪都大了，要多承包土地是不现实的，她自己也不想种太多地，只要有人吃的，有两头猪吃的就行了，不过现在的粮食对于家里而言还是有剩余的。加上老伴年轻时是个木匠，还可给别人砌房，但现在年龄大了，这两年眼睛也花了，还有心脏病，有些活干不了，不过因其手艺让人信赖的原因，平时还是有人请帮忙做门窗、椅子之类的副业，这也算是一个家庭收入。家里留了两亩田地供自给自足，其它的都转让给别人种了，毕竟自己身体条件不允许做太多田里活，只要别人给点粮食就行。

4、弃地阶段

村里现有部分人从村中迁移到镇上或者县上生活的人，或者之前因打工而迁到外面去的，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集镇生活，他们不需要靠土地生活，而且也有了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非农业收入），对国家政策充满信心，所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将土地给人使用，而且不收任何费用或回报。对他们来说，种地太麻烦了，而且他们的后代也不可能返回村里进行农业生产，他们要不就将土地转让给亲戚种植，或者没人种让土地弃荒也不会管它。按照这样的循环下去，土地也会随着老一辈的离去而渐成无人管的荒地（图二），这对于农村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是极为不利的。

图二（伍家塌某村民家旁的荒地）

案例三：村民黄克元，今年43岁，家里有4口人,有两个儿子，家里有三亩田，都是旱田，现在没种地。他2001年搬到镇上开始开的是粮油店，因为粮食的来源有保障，收入还是可观的，后来又扩大门面开起了零售店兼卖菜，平时生意不错，年收入有十几万，家里的地也转给了村里的亲戚。他说，“种地太费事了，以前是呆在农村没办法，要靠它生活、养家，现在不一样了，搬出来了，每年的这些收入对养活家庭是绰绰有余的。所以谁还会回去种地啊，在田里忙活一年也没几个钱，还累得不行，又是除草、除虫、施肥的，太麻烦了。儿子长大了也不会跑到老家去成家，更不能回去种地，那些田、地谁要种就种吧，没人种荒着我们也没办法。”

二、农民土地意识变迁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村民的土地意识呈多元化趋势，造成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结构多元化是农民土地意识变迁的主要原因。

在市场经济的模式下，经济发展的方式多样化，农村亦是如此。对于雁池村而言，经济结构多元化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即第一、二、三产业的多元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发展，农民不再满足于耕田种地，一辈子做一“农民”，而是寻求新的出路，进而转向从事工人、商贩、工头等方面的非农职业，逐渐摆脱小富即安的思想。据了解，这里的柑橘是大面积种植的，市场价是一斤5-6角，小的每年柑橘可以卖到三四千元，大的一年可以卖到几万元，同时，还有油料深加工家庭作坊榨油厂（油菜籽、茶籽）。因其临近渫水，加上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像挖沙厂、砖厂等地方工业渐渐兴起，这对于转移农村劳动力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例如面作坊和棉鞋厂（吸收固定工人6人，流动工人5-6人）（图三）、餐饮店，零售超市等农村服务业的渐渐扩张与发展，村里就地转移劳动力的范围越来越大。

图三（雁池乡辉军棉鞋家庭作坊）

2、农民市场意识的增强引起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农民土地意识变迁的现实原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农民的商品意识渐渐提高，对物质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单一的以农业、土地为本的观念是传统小农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需要抛弃这种传统封闭的经济观念，要形成与商品、市场相交融的观念。村民基于对发展传统农业经济与发展市场经济的比较，人们发现发展市场经济更符合自己的利益需求，也更有利于自己利益的获取。加上户籍制度的改革，村民可以也愿意到沿海等地方务工，据了解，伍家塌总人口是145人，近几年村中外出人口有75人，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外出务工，他们每年回家一次或者两年回来一次，更不用说回来种田。除了外出务工外，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发展，村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提高，村民自己创业的意识逐渐增强，有些开家庭作坊、零售店，有些依靠本地地势、资源优势大面积种植柑橘，开挖沙厂、砖厂等，或者到镇上、县里开商铺，做小商贩等。村民根据比较利益分析，结合自身条件或社会交往优势，或远或近地进行社会流动，以谋求更好的生存条件与发展机会，大大减少了村中农业生产劳动力的数量。

3、农村留守人口的劳动能力是农民土地意识变迁的影响因素。

农民土地意识的变迁与当地农民自身特点是密切相关的。由于社会流动规模的扩大，村中留守人口主要是老人、小孩，他们的数量、年龄、文化程度等都方面都影响着他们土地意识。不同年龄影响着不同人群对农村、对种地的观念和态度，文化程度则制约着农村劳动力学习和掌握农业技术的水平和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们市场意识的提高，村中的年轻人不愿年纪轻轻就呆在农村，为了自己、家人和面子一心想着到外面闯荡，向往城市的生活，土地意识是很单薄的。    

图四（村民传统的生产工具）

在伍家塌，剩余人口就80多人，其中有28个留守老人和6个留守儿童，可见可进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是少之又少的。被访的老人说，他们虽然人少但是愿意从事农业生产，毕竟现在物价上涨得那么快，什么都买划不来，但由于年龄、身体方面的原因是心有余力不足的。再加上他们文化水平都不高，最多的也是初中水平，农业生产方式还主要是手工与牛耕，农业的机械化水平不高（图四），并且他们接受新机器、新技术的能力不强，这都制约着老年人进行农业生产的意愿与能力，从而影响着他们的土地观念。

4、农民对国家政策的信任度上升是其土地意识变迁的促进因素。

农民对国家政策的信任度的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居住农村的农民而言，国家对发展非农业经济如家庭养殖业、地方特色旅游业、小型服务业的鼓励并有实际的成效，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看到在农村不一定就要对土地“等靠要”，还有别的路可走，国家是其发展的坚强后盾；二是对于外出务工人员和搬到城市、集镇的人员而言，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近年来政府的鼓励非城市人口进城发展的政策，且对其有一定的保护措施，使他们有信心在外生活得更好。农民对国家政策信任度的提升，对国家政策依靠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土地意识的变迁。

三、抓住农民土地意识变迁的机会，大力发展规模农业

从对伍家塌村民的土地意识变迁的调查发现，目前该村经济发展的瓶颈便是土地的不合理和不充分利用，要合理解决土地弃荒的问题，关键是要做好土地流转工作，弄好土地集中经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土地意识变迁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为增加农民收入创造了条件。

农民的土地意识向弃地的的变迁，农村土地渐渐无人种植而成荒地。这种对土地的不合理和不充分利用状况显然对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是不利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又为进行土地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农民土地意识的减弱，政府可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如地形、距农户远近、村民意愿等）对土地进行再规划，根据农村地势、资源的状况引进适合本地种植新品种和改良当地已有品种，进行规模化种植，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有利于剩余劳动力的种植与管理。同时，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市场需求引导和帮助村民调整村中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并保证其销路，增加农民收入。

2、政府要协助离地、弃地农民提升发展能力。

针对规模化经营，政府可以加强对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完善农村相关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农民的发展意识和发展能力。村民不愿进行农业生产很重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工具和水平的落后影响其生产积极性，政府针对此情况可增加对农业技术的示范及推广。一方面，政府可以定期组织村民观看农业集中经营生产成功的相关案例，给村民以启发。同时，政府还可与相关高校进行合作，组织高校人员到村中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和村民的自身特点，进行农业技术的宣传、示范和培训，以提高村民的科技生产意识，并在示范、培训的实践过程中增强村民的科技生产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应完善类似农家书屋、阅览室等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从中放置一些关于农业技术、农业生产方面的书和杂志，方便村民在闲暇时有地方有条件学习和吸收相关农业知识和生产技术，以提升弃地农民的发展能力。

3、政府要做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工作

政府在对土地进行集中规划，引导村民进行集中规模经营的同时做好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安置工作。首先，政府要使剩余劳动力能够很好地得到转移和安置，需要积极开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当地政府应该鼓励和发展各类培训机构，并与劳务市场和用工单位签订合同，这样做具有灵活性，方便根据劳务市场和用工单位需求灵活变动，定向培训，提高剩余劳动力的工作机会。其次，政府要让剩余劳动力有地方工作，还得努力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信息服务工作，鼓励当地居民发展中介组织，为他们外出就业或者就地就业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这些中介组织的存在，一方面能吸纳一部分劳动力，另一方面，能为多数劳动力尽可能多得扩宽就业面，以合理有效地做好剩余劳动力安置工作。

农民土地意识的变迁反映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但它不仅对农村本土的发展是不利的，而且对于整个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都是有制约作用的。所以，加强对土地的集中经营，合理有效地转移和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对于合理有效地解决伍家塌的荒地是有一定帮助的，对于整个农村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不失为一个值得尝试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