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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杏
湖南文理学院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0级
2012年09月03日《常德日报》第8版
厦门大学一位女博士在基层考察一段时间后，在微博上写下了如此的内容：“考察收获：1、毕业后不下基层！2、毕业后坚决不下基层！！3、毕业后死都不下基层！！！减肥，回去找个好男人。”因为在读博士的特殊身份，这一微博被迅速围观，不少人从女博士忘本、（思想政治）教育失败的角度对该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评论，最终因为诸多言论的压力，女博士被迫出来道歉。
本来这事早已了结，作为一个网络事件也正逐渐为网民所忘却，重提此事的媒体效应也不太大。但此事出现后大家迅速将其标签化的认知态度却不得不引人深思。
就事论事，女博士的言论多有不妥之处，确实有损博士的形象；但评论者的言论是否也存在着有失公允的现象？动辄将个案标签化、一棍子打倒一船人的思维定势是否又可取？
每年暑假，中国有多少大学生、多少博士深入农村开展社会调研、义务助学？其规模之大，恐怕很少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据我所知，就在这位厦门大学的女博士在微博中抱怨之时，我熟悉的一位也是在读博士的大学教授正带着他的朋友和学生在武陵山区中段开展社会调研。他们没有专车，很多路程只能靠步行；他们没有政府的招待，每天只能在小餐馆解决一日三餐，自然不敢奢望山珍海味。但他们没有抱怨，也不奢望外人能提供多少方便，
他们唯有靠着自己的意志与毅力，坚持调研。
他们也写日志，写博客，写下他们在调研中的发现，写下他们对问题的思考及基于自身责任的反思，并和村民一道探讨破解乡村社会经济发展难题的途径与方法。他们的所为完全体现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之维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但也许是这些日志过于合乎我们的传统规范，所以他们的日志并没有引起任何媒体的关注，也没有引来任何网友的围观，没有赞誉，也没有批评，更没有谁给他们贴上一个标签。
同样是博士调研，为何大家对待的态度不一样？若要贴标签，深入农村认真调研的群体完全可以贴上教育成功的标签，可我们的媒体与观众为何不奉上这一标签？我想问题恐怕不仅出在博士们身上，也出在那些动辄将个别异端事件标签化的评论者身上。
在眼球经济的影响下，不少评论者与媒体都深谙眼球经济的运行之道，唯有求异、唯有偏激之观念才能引起大众的关注。也就是在这以偏激的理念吸引大众眼球的运作中，媒体与评论人从中收获了他们所要的效益，也慢慢迷失在效益的追寻中，于是不断地将个别极端案例标签化，不断地以一种偏激的理念解读着个别案例，也慢慢使读者们形成一种偏激而偏执的观念。当这种理念形成时，社会便也偏执地将教授解读为“叫兽”，看到官员便想到贪腐，看到警察便想到警匪一家，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成功便想到后台与潜规则……所有这一切，恐怕是与那些不断以偏激之情绪解读个案的媒体与评论员的持续刺激是分不开的。
面对个案，我们当本着一种务实的态度，将个案置于个案特定的环境中去解读，而不是动辄将个案事件标签化。唯有这样，我们的大众才不会形成一种偏执的所谓共性认识，才能引导社会形成一种务实求真的社会共识，而不是被个别案例误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