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老人平凡却又波折的一生
老人名叫***，于1926年生于贫农家庭里，家有三姊妹（一个抱养），排行老大。7岁时母亲便去世，自己还懵懂，不知道去世意味着什么，只是以后天黑时见不到母亲便嚎啕大哭。母亲去世后，父亲平日要干活，还指望自己送饭菜，只得跟邻居学习煮饭做菜还有针线活。后有一后母，常在背地里虐待自己，曾被打的头破血流，此时父亲才发现后母的残暴行为，但因为家中始终需要个人照料，便也只是责骂了后母。好在日后后母有所收敛，就算对自己再不满，也碍于父亲的情面，不再拳脚相加。因生活所迫，一家人有时需以草为食。
两年后，后母生有一儿，对其极其宠爱。老人说那种温柔是从母亲去世后到现在自己再也没有享受过的，每每看到后母对弟弟的照顾，自己便不由自主地想起另一个世界的母亲，并假设如果母亲还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生活会不会与现在好很多。又一年过去了，后母病逝，老人每日放羊回来后便在家里照顾年幼弟弟，但才一岁的小弟哪里离得了母亲，再说老人自己当时也是个孩子，又哪里会照顾小孩呢，弟弟仍常哭闹，进食减少，身体也每况愈下，不久后便去世。
老人稍长大后便开始包揽家务，洗衣舂米。家中的饮用水也是个大问题，平时倒也还好，虽年小挑不了多少，但村里井口离家近啊，多挑几回就好了，但夏天时村里的井水就浑浊不堪。妹妹们每次喝了便咳嗽不止，没办法就只得到几公里外的另一个村里挑水，一根长长的扁担担着两个小木桶来回数次，直至把家里的大水缸给装满，这个水缸里的水也要格外地节省。家里烧火做饭用的柴也是要自己去山上捡拾的，一般带着两个妹妹一边放羊一边砍柴割草，而妹妹们也会拿着小竹篓在山下的一些空地捡松籽。
而每当在接近农忙时，村里又会闹干旱，给农田灌溉的水，要从离家几里外的水库中放出来。通往水库的一条小路是在山脚下，路的旁边就是一条小水渠，两侧都有茂密的树木，许多坟墓就在这树林之中。白天水库的水几乎都被住在水库旁边的人引灌农田了，老人家离水库又有点远，所以只能在晚上去把水引出来，而且还得守着，时不时地去看看，因为有些人会在你不注意时就将水引到自己的农田里去。
老人跟自己的父亲每次都做好了分工，每人半夜半夜的看守。在跟老人的同龄女生中，深夜敢出入那条小路的根本没有，老人就是那唯一的一个。“我也很害怕啊，但是没有办法啊，一家人的粮食在这，如果没水就要枯死了啊。”老人依稀还记得第一次走那条小路的情景。乡村的夜静悄悄的，仅靠天上那一点微弱的月光照明（在树林里根本不敢用煤油灯，也舍不得用，煤油在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奢侈），但在茂密的树林里，月光根本就发挥不了作用。森林深处不时发出的鸟叫声陪伴着老人走过了一程又一程，行走在路上，草鞋与路面沙子的摩擦声，草鞋与脚掌的击打声，在寂夜里显得十分清脆有力，但阵阵回声听起来又可怖非常，老人不时地往回看，却也只是漆黑一片。尽管心里充满着恐慌，但一想到一家人的温饱仅靠这几亩田地支撑，老人不能退缩，因为一旦退缩，老人家的这几亩禾苗就有可能因老人的失职而枯死，所以只能壮着胆子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巡视。扛着把锄头，有时候要去堵塞水渠上漏水的地方，有时也要挖开堵塞的灌溉渠道。老人曾多次看到过在水里游动的蛇，也曾差点在田埂上踩上黑白相间的蛇，而每次的这种经历无疑给老人心里上带来巨大的恐慌。
可相比起老人后来经历的事情，才发现前面的那些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鬼子进村，父亲连拉带拽地将其与姊妹扯进深山中与少数村民藏匿好，而那些没来得及躲藏的村民则遭到了惨无人寰的屠杀，和尚庙里的人也无一幸免。机枪扫荡、村民惨叫与家禽家兽嚎叫的的声音穿过树林传到了当时还是孩童的老人耳里，她早已被吓愣住了，可年幼的妹妹们却抵挡不住内心的恐惧，硬是被父亲拼命地捂着不让她俩哭出声响。在死亡的笼罩下，大家都忘记了自己是身在离村子几百米外的树林里，只知道强迫自己不出声不出声，活下来，便是他们最大的期望。
待鬼子离开许久，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后，她们才敢回到村里。夜色朦胧，她们看不清村里的惨状，只知道自己走几步便被什么东西绊住，有时摔倒下去发现身下的躯体，这才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这哭声惊醒了其他仿佛还处在梦境中的人，接着，哭声一片接着一片。天亮后这些幸存者便着手准备遇难者的后事，大人们抬走村民的尸体，她只敢偷偷地在后面躲着，此后好长一段时间，她脑海里总有一片鲜红色，好长一段时间里，村里也一片寂静。
十五六岁时便出嫁了，这时老人的针线活也比较娴熟了，会手工缝制鞋面，在布料上穿珠绣花，拿到县城里去卖，以此来贴补家用。新婚的日子总是甜蜜的，生下一小孩几月后，抗日战争便胜利了。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中，后来又先后生下一男一女。可是好景不长，丈夫生病了，腌制的菜肯定是不能吃的了，便将家中的鸡啊鸭啊宰杀，反正只要是荤菜跟新鲜的青菜便都给其食用，自己跟孩子就吃野菜，只盼望他能好起来。但那时候条件哪像现在啊，生病了就去趟医院治治，当时穷啊，没钱治病啊，就算尽最大的力去伺候，也还是没能留住他啊！丈夫病后不久便去世。
“当时年纪轻轻的，突然间就成了寡妇，我一点也接受不了，只觉得天昏地暗，想跟随丈夫一走了之，但是三个孩子已经没了爹，不能又没了娘啊。”回想起多年前前夫去世时的情景，老人平静了许多，“但是年幼的孩子也跟曾经的自己一样不懂事，睡醒后还会嚷嚷着要爸爸。”
丈夫去世后，老人又当爹又当娘，独自抚养三个小孩，还要耕作，渐渐地开始吃不消了。后来老人在周围人的劝说下带着三个小孩再嫁，这时新中国已经诞生快一年了，老人这次的丈夫人很好，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孩子都没话说，虽然他并不喜欢说话，但人老实，又会过日子就好。孩子们刚开始是有点抗拒心理，但哪个小孩又不希望能被人疼爱呢？渐渐地，丈夫对他们的关爱也让他们消除了彼此之间的芥蒂。老人说着笑了笑。婚后两人开始为家里的房子着手准备，一座土胚房，没钱便用茅草代替，也算是有个安家之地。在这个新的村落里生活下来后，日子似乎也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好了起来。
1952年冬季的一天晚上，天上的星星闪闪发光，十一点多钟，月光明亮，照耀着世界大地万物，在月光将落时，太阳就快要出来了，此时的人们正在甜蜜的睡梦中，然而有的人们似乎在忙着什么。此时，道县有一人家里，正在忙着接生孩子呢。经过好一阵子的折腾，“哇”的一声，小家伙终于出生了，刚好这时，初升的太阳温和又明亮地照遍了大地。这个小家伙便是老人的第四个孩子，还是个大胖小子。毕竟是老人与现任丈夫的第一个孩子，还是个儿子，两人自然高兴得很。而让老人最为欣慰的是，虽说丈夫百般呵护着亲生儿子，怕其受一点点伤害，但却也从没因此而冷落其他三个娃。在老人坐月子期间，他们也很懂事地分担下家务，时不时地就去看望下小弟弟，试探地摸摸他。晚上丈夫回家便煮饭做菜，稍微有点营养的大家都往老人碗里夹，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的。
这时土地改革也基本完成了，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随着这些发黄的契约而灰飞烟灭。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他们几千年的梦想，他们为此而欢欣鼓舞，老人也不例外。但有了土地却并不一定就能致富了，一些农户缺乏劳动力，缺乏牲畜和农具。落后的生产力也制约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地区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困难，这时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集体劳动组织不失时机地出现了。广大农民为了克服个体农业的极端分散性和经济力量薄弱的状况，改善生产条件，增强抗灾能力，纷纷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农业生产中实行生产互助。这是农民的创举，也是历史的必然。
之前老人对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疑虑，也随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这一文件的发布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而消除了，跟随着村里其他人一起加入了合作社，而这确实也为其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质量。大儿子二儿子已经上学几年了，三女儿也开始上学了，都不在家。双方父母又都早已不在，照顾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的担子便自然落在了老人身上，白天便也不用跟着出去干农活，只是在家中做些家务、照顾几个孩子，好在儿子身体素质很好，长得壮壮的，老人也不用对其操太大的心，农活只靠丈夫一人也说不过去，那时候的小孩也不似现在这么娇贵，待其稍大了些许，老人有时间便也外出，日子虽苦淡，却也幸福。
直到有一天，老人将其放在床上，因天气寒冷便在床边下放置了个烤火盆为其取暖，待到老人与丈夫从外边回来，还没到家呢便听到从自己家中传出的婴孩啼哭声，两人慌忙疾奔回家，眼前的一幕几乎令老人晕厥，自己才几个月大的儿子竟然在正在燃烧的烤火盆里。丈夫赶紧救下儿子，但其呼吸也渐渐微弱，直至没有。老人感觉天都塌了，每天懊悔着自己为什么要让儿子独自在家，为什么要将火盆放在床边下，为什么要用火盆而不是给其多盖被子……此后好长好长一段时间老人总是处于放空状态，无论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的。老人的丈夫呢？他依然要每天出去干活，不难过吗？不，那是他第一个孩子啊，可是他明白，他是一个男人，还有一家子人等着他养活呢，他必须得撑起这个家。丈夫怕其出事，便暂时不再让其出去干活，自己也提高干活的效率，而且每一两个小时便回来看望下，确定老人无恙后便又出去。
亲难过，孩子们的心情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每天放学回家干完家务后，几个人便陪着老人，偶尔试着去拉拉老人的衣角，一声声地呼唤着。在丈夫的悉心照料与孩子们的陪伴下，老人渐渐地走出了阴影。但每次看到儿子以前的穿过的衣物时，还是忍不住掉泪。
后来老人又陆陆续续地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为使文章更衔接，此段与后面顺序调换）。老人说最能干却又最调皮的就是小儿子了，他很聪明，成绩很好，特别是数学，总能拿全校第一，不过却也贪玩，本来学校就在很远的地方，他放学后却还总是在外面到处溜，每天天黑了都不见人影，总让家人提心吊胆的，生怕出个什么意外。老人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小儿子身上，希望他能成为人中之龙，将来出人头地，对他的照顾自然也比其他孩子多。有次他贪玩去捅马蜂窝，那马蜂岂是好惹的啊，结果被蛰的到处是包。老人看到后真是又急又气，急是担心儿子，气的是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让自己省心，却也没辙，只得赶紧将他拽进屋里上药。
还有次他没事去掏鸟窝逗弄小鸟玩，结果却被大鸟袭击，还被鸟屎青睐了。而当时又迷信发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去讨百家米煮熟了吃，不然头顶就会长烂疮。老人给小儿子处理好伤口后，就急急忙忙地带上他一家一户的去收集大米，可那时候大米本就是稀罕物，有多少人愿意给呢，便只得回家背着自己的粮食去交换，好几天才收集完整。煮给小儿子吃了几天后见还没长疮，老人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了下来。本来按理说，像成绩这么好的，应该一直读下去，但他在初中时却突然经常逃课，迷恋上了“野炊”，自己不想读了，硬要跑出去打工。现在啊，也是后悔莫及咯。“娃儿啊，你可千万不要像我儿子一样啊，要好好读书，将来好有出路啊。”
大跃进时期，全国到处都掀起大炼钢铁的热潮，随便找个地方，挖个大洞，建个土炉子就开始炼铁。没有铁矿石，或者找到的矿石炼不出铁来，那就捡废铁，收缴废农具，收集各家各户的烂锅、鼎罐，甚至箱子上的铁扣环铁锁、秤砣，都拿去融化，流点铁水出来大家就杀猪宰羊，鸣放鞭炮，奔走相告，热烈庆祝某某处炼出铁来。男人们白天把双手才能抱住的树木放倒，晚上妇女们再去把树看成一截截，深山黑夜里，到处都响着伐木声。有时候有些人也会偷下小懒，仅仅是用弯刀背在树上敲。老人就曾这样干过，有一回她敲着敲着还在坟沟里睡着了。说着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时上级规定一个小组必须要种多少多少粮食。种洋芋时，农民们把地掏成1.5米长，5寸宽的沟，接着把洋芋种子倒进去，然后上面盖点土，洋芋种堆积得比土地还多，密密麻麻的，根本就无法生长。倒是便宜了村里十来岁的小孩子，刨开土，专拣大的洋芋种往怀里塞，然后，跑到山坡上烧开了吃，一段沟里的洋芋种就够吃几顿。
有一回，村子里终于造成了水泵，水泵要四个壮实的男劳动力同时拉动拉杆，驱动活塞，小碗粗那么一股水是能送上十多米高，但四个男劳动力最多拉动十来分钟就累得坚持不了，那样的机械化还当不了农村原来用的扯水兜（农村一种原始的竹制工具，用手转动可以将水从低处往高处送）。
为了迎合机械化，要求农村使用独轮车送肥。没有轮子就砍倒山坡上的大柏树来锯成“圆滚滚”，然后锯下一节“圆滚滚”做车轮，安上架子就成了独轮车。因为木料是湿的，单这么一个独轮车自身重量就有百来斤，又要在我们南方的田埂上推百来斤的肥料，非一个特壮实的男劳动力不行，而且路又窄，推动时的方向又很难控制，怎么看都觉得是起着“帮倒忙”的作用。要是在下雨天的话，田埂上全都是被水掺合后特粘的泥巴，即使是一头水牛也拉不动这样的独轮车。
那时候，种玉米的要求也很好笑，点种子时，要求玉米嘴统一朝一个方向。苗子出土后，如果那对分的叶子不朝一个方向，干部就要安排社员把玉米苗子扯起来，转一转，调整好方向，对整齐后再放进土里。因为粮食的产量上级是早就规定好的（那么高的产量要求当然达不到），谷子将成熟的时候，社干部们就组织社员把其他田块里的秧苗带泥扯起来，移到一块田里。收割时请当官的来看，“咦，确实长得好。”一亩田的产量确实有几千斤，当官的眼见为实，其实哪有几千斤嘛！那时一亩田的产量也就三四百斤。
有些领导只看看粮田就被糊弄过去了，有些领导就稍微精明些，要看粮仓。但正所谓上有对策下有政策，料到领导会要看粮仓，早就准备好了。打开一个粮仓看，满仓稻谷，黄灿灿的，又看一个，嗯，确实不假。看了几个后就不开仓了，直接在外面用木棍敲敲，也是实实的感觉。这么一来，上下领导皆大欢喜，可苦坏了老百姓。原来，谷仓里面装的不完全是稻谷，而是掺杂了很多稻草之类的东西，再倒些谷子盖着，给人以假象。上级领导若要再看别的地方，当地领导就连夜调动劳动力如法炮制。
（总结起来那时候就是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
还有公共食堂以及托儿所，本来是为了解放村里的妇女劳动力（因为好多妇女原先要照顾儿女或者操持家务，就整天都待在家里）。食堂有专门的人煮饭做菜，大家都不用开锅伙，听铃声（其实就是敲打一截费废钢管所发出来的声音）去食堂吃饭。“吃饭不要钱，粮食供给制，提早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日三餐都是大米饭，男女老少人人吃得肚饱腹圆，但忽略了“勤俭节约是我们的传家宝”的古训。没经几个月的折腾，粮食就没了，食堂办不下去了，饥荒也就来了。
为了解决缺粮的问题，又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挫伤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把粮食平均分配，不管农民愿不愿意，不计报酬、无偿地赠送给缺粮的村民。说白了就是自己辛辛苦苦种的庄稼、蔬菜、瓜果，别人却可以无偿地享用。这意味着“按需分配”，却也意味着“不劳而获”，明显地违反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而变得消极，然后全国性物资就开始供应紧张。
1959年由于大跃进运动和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以及天灾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短缺，由此迎来了三年困难时期，就是全国性的没有粮食吃，人们开始吃野菜、树叶、观音土。流言四起“土茯苓，十八坨，吃了屙不出屎莫奈何啊莫奈何……”老人的一个王姓邻居就被饿死，因为她是孤身一人，村民们就一起帮忙给她安葬了。又因为营养缺乏，全国范围内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浮肿病，全身性浮肿，一摁一个坑，肿的厉害的人溃烂流脓水。由于长期的低蛋白血症最终导致很多病人死亡。那时候要按照年龄、性别和身体状况，确定每人每月的粮食分配数量。因此就出现了粮票、面票，甚至白糖、鸡蛋、芝麻酱、棉花等也要凭票供应。
“当时最怕的就是家里来人，大家都饿，来的人都特别能吃，煮上半锅水多过米的稀饭，一家人围在一起吃，就算是很好的招待了。像买东西什么的，有票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因为要排队就跟排长龙一样，轮到你时指不定还有没有。如果买到炒得发黑的花生、瓜子，根本没闲心挑毛病，只会当做宝贝收藏起来，等着过年再招待客人。
“可以这样说，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日子里，最宝贵的是粮票，第二才是钱，因为你可以用粮票换到钱，但是用钱却并不一定能换到粮票。还好前面的几个小孩比较懂事，总是把粮食多分给弟弟妹妹，自己经常就去找野菜吃。可是粮食定人不定量，随着体力活动的增加和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难找到的野菜根本就满足不了家人的食物需求，粥也就越来越稀了。”
三年灾害刚刚过去，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又开始了“四清”运动。大人整天开批斗会，清算“四不清干部的罪行”，小孩也跟着看热闹
紧接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期间人们拆庙毁像、乱批乱斗，工人罢工，全国上下都在写大字报批斗“走资派”，学生开始大串联，成立“红卫兵组织”，按观点的异同划分帮派体系，继而发生武斗。后来全国城镇青年开始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高考也被取消，整个这一代人学业荒废。老人儿子的班主任就被押到会上批斗，受尽屈辱、打骂，最后熬不下去自杀。那时候老人儿子才十来岁，尽管生活在偏僻的山村，但社会的动荡、变化，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根据对老人及其儿子的“采访”，整理如下。）
当时他在读小学，忽然有一天，老师告诉他们：“书本上的几篇文章不让读了，必须要用浆糊封住。”班上的同学不解地问老师为什么。老师答道：“这是上面的指示，说是毒草。同学们越发地不明白为什么以前的大哥哥、大姐姐读这些时，它们还不是毒草，怎么到她们读时却变成毒草了呢？当然，这些问题老师也无法回答。后来老师逐渐地就不按书本给他们讲课了，基本上就是读报纸、看新闻。
当时最抢眼的新闻就是什么三家村黑店。这些让他们似懂非懂的词语在他们眼前、耳边反复出现。不管同学们懂不懂、会不会写，都让拿起毛笔在旧报纸上写批判稿，并粘贴在校报墙上。当时，老人的儿子还觉得很好玩、很热闹，哪里会知道这些事情的严重性，也不知道这竟然是一个空前的政治运动开始。
直到有一天，大雪过后，学校院内扫起了雪堆，一同学拿起一木柜在雪堆上贸然写出“打倒刘少奇”五个大字，在场的老师和同学无不愕然，班主任让他马上涂掉，并追问那个同学这是怎么回事。其说是从红卫兵传单上看来的口号，班主任对其进行了批评，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传单不可信，不可以乱写。”并说了刘少奇的好话（后就因为这事才招惹了“杀身之祸”）。
这个时候，村子里“破四旧”的风潮正铺天盖地。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文化、旧习惯”，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化、古代建筑的大破坏。真王庙、老爷庙、龙王庙、观音堂中的泥塑像被村里额年轻人全部砸毁。而那些木质雕刻的塑像全都集中在“正挑屋”前面用火整整烧了一天一夜。就连各家各户所住的古瓦瓦房房檐猫头也难以幸免，都得砸毁。村子里的一个爷爷，不知被谁告发，说家中供着灶王爷呢，在哪个时代这还了得！民兵进家搜查，将供品全部扔出去，老爷爷嚎啕大哭，追着捡这些食物。院子里的人见了心里都不是滋味，但是谁也不敢吭声。
当时最流行的一句歌词是：“贫农下中农一条心，天南海北一家人。”对老人及其家人来说应该算是“好事”，“根正苗红”，干什么都是被优先考虑的对象。随着形势的发展，被定为地主、富农的家庭越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戴帽”，列为专政对象。在他们的衣服上都挂一白牌，标上“地富分子”。村里还召开群众大会，让他们集中到南墙根，并不时的遭受轮番批斗和拳打脚踢。
文革初期，县里电影队来到老人住的村里放映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当毛主席以他那魁梧的身材，挥舞着巨手出现在荧幕上时，院子里的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落。村子里一大婶，平时大大咧咧，开玩笑惯了，无意之中冒出一句话：“毛主席怎么不说话呀？是哑巴？”这一下可坏了，被人告发到工作队，第二天两口子连续遭批判，罪名是谩骂伟大领袖，交代材料是写了一份又一份，可把他们折腾得不清。不过好在这还是初期，要是在后来，后果就不仅仅是写报告了。
老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次是，在批斗一人的大会上，其长子上台发言批判其父亲，并表示与其父亲划清界线。可才过了一会儿，其长子又被揪上台来进行批斗。后来才知道原因：其长子发言批斗其父亲之后，又见“革命群众”把其母亲从家中揪来。老太太披头散发，被押的跌跌撞撞，作为儿子的他见状以下精神崩溃，本能地上前保护母亲，可这一下闯了“祸”，说他刚才的表态是假的，是欺骗群众，必然遭到更严厉的批斗。
后来随着运动的持续，竟然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村里进驻了工作队，所有村干部一律靠边站，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是什么刘少奇的代理人。竟然和“地、富、反、坏、右”站在一块被揭发被批斗。子啊一次批斗走资派的大会上，群众振臂高呼口号，一位驻村的公社干部没有喊，可能是他觉得自己是上级派来的，没把喊口号当一回事。结果被村里几个调皮的年轻人发现，随即给他后背贴了一张大字报。这一下可就弄出了笑话，因为大字报贴上就不能撕，否则就会被视为反革命行为。于是，这位公社干部走到哪里，人们看到哪里，笑到哪里，弄得他好尴尬，好没面子，却也无可奈何。
那时的春节，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治色彩浓厚，家家户户贴的对联自然都是一些激进的政治口号，村里就有人因为对联惹了祸，具体写的什么老人记不清了，但是因为能琢磨出另外一种完全对立的意思，对联就被判定为反动标语，大年三十也被关了起来。还听说有一个挑粪的人，买了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像，想放在家里，因为双手要握住扁担两头的麻绳，又没有地方装石膏像，就拿了一根绳子将石膏像绑起来挂在扁担上，被人看见说成是反革命分子，居然敢把伟人绑起来上吊，还用大粪熏，结果被打到吐血。
出宵后一段时间老人去县里找儿子，正巧碰上处决“犯人”，那天县城大街门市全部关门，街道两旁站得全是人，不一会军队缓缓过来，车上的高音喇叭响彻于耳，有机关枪，还有全副武装的警察。“犯人”头被摁在车前顶棚上，脸部正侧向老人这边，嘴被铁丝勒着，满脸血沫，两只眼睛瞪得有鸡蛋大，实在骇人的很，老人也不敢在继续逗留。那个时候处决犯人不管收尸，让人们围观，听说场面惨不忍睹。
那个时代，不论大人还是小孩都得熟背毛泽东语录，不会背的就不敢外出，因为外出碰见红卫兵要阻拦，让人背诵，如果背不出来是绝对不会让人走的。买东西时还是要背，先背一句再说买什么，店家答一句再说价钱。就连孩子们吵架也是用语录吵嚷，如果两个孩子打架，一方打不过，就喊“毛泽东万岁”，另一方就不敢再打了。如果再打，答方就变成了敌人，被打方就变成了宁死不屈的英雄。因为样板戏里英雄人物在遭敌人拷打时都要高喊“毛泽东万岁”的口号。真的是“毛主席著作要天天读，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嗨嗨，没法活……”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出后，村里召开大会，所有人不论大人小孩全都在手臂上系一根灰色的长布表示哀伤。
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粉碎后，国家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推翻给一些人莫须有的罪名，给他们平反昭雪。现在用今天人的思维来看待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但在那个时代的的确确就发生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改革开放，，那个时期，农村还是相当的穷啊，有间小瓦房就算是“高级”的了，谁还敢奢望住上楼房啊。家中的存粮能够够一家人糊口的就满足了，水还敢奢求吃饱啊。小村庄里也只有一条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一到下雨天，路又滑又泥泞，根本就不可以通行，谁又敢奢望能有一条宽阔平坦的水泥大道呢。那时的生活就好像一杯水，平淡而无色无味。
有领导来村子里视察，是相当的头疼啊。然后全国掀起了扶贫大潮，一家一户按人口发补贴，要求每家只能养猪，一家至少一口猪。过了几个月，领导又来村里了，想着小猪该长大了吧，结果是，都用完了，还是一如既往的穷。老人的几个儿子见沿海的城市一个个地被开放了，出去打工的人生活也渐渐地好了起来，便也想着能够出去闯闯，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于是便只剩下两个还没出嫁的女儿在自己身边。
渐渐地，改革的春风吹到了老人所在的村庄。老人家里重新盖了一栋红砖房，原来的土胚房也就成了柴房，住上新房的感觉自然是非常好的，叫上院子里的人一起吃顿“乔迁之饭”，再放些鞭炮庆祝。家具都买了新的，床也换成了席梦思。“那时才知道还有席梦思这东西，感觉就跟躺在了棉花上一样，我从来没睡过这么软的床啊，是摸了又摸，躺在上面头一个夜晚愣是兴奋地没睡着，后面好几夜睡得都异常的安稳，白天走路都感觉步伐变轻了不少。”
90年代初时，村里较富有的人家里就买了电视机，黑白的，没有遥控器，架有天线，频道和电视节目都比较少，大多数时间充斥的都是画面测试图形和满屏幕的雪花。尽管如此，大家对电视节目还是热情高涨。院里的人每天晚上没事时就会一起聚到那家人里，一边嗑瓜子一边聊天看电视，欢声笑语的，好不融洽。一两年后老人自己家里也买了黑白电视机，但是她还是喜欢去之前人家里看电视。因为小儿子也已经娶了媳妇了有了孩子，自己住在小儿子家里，也不再需要干活，每天就带着孙子。儿子儿媳虽然孝顺，但毕竟有些事跟年轻人的想法不一样，聊天的内容也凑不到一块，老伴已经不在了，自己在家没有什么人可以陪着说说话，看电视的话又会影响在一旁学字的孙子。村里大多数人家里也有了电视机，但是去原来那家人里看电视的人还是很多，当然，主要都是跟老人差不多岁数的。大家在一起看不懂还可以问问旁人，说着一些有的没的，也算是打发下时间，还可以促进邻里之间的感情。
后来，老人家里也添置了电冰箱。“住在农村里就是买东西不方便啊，特别是买肉（小儿子常年在广东打工，儿媳在村里教书，又种了两三亩田，没时间养猪养牛，家中的动物就只有几只鸡和一只猫），天冷倒还好，天气一热，肉就不易保存。又不能两三天就去赶一次集，买的少了的话家里的肉不够吃，怕孙子的营养跟不上，毕竟那时候不比以前了，盼着孙儿长个呢，而买的多了又会变质。这下好了,肉可以多放置几天，儿媳也不用经常来回奔波了。”
幸好老人的身体算比较好的了，除了每年换季时会有些小感冒，倒也没什么大病，不需要子女费太大的心。2006年时，随着小儿子一起搬到了城里住，在城里的房子就不像乡里的那么大，老人腿脚不便，上下楼梯都是个很大的问题，除非有人搀扶着，不过儿子儿媳平时都忙于工作，孙子又在长沙上学，所以自己也不敢出去，怕给儿子添麻烦。但生命在于运动嘛，每天都这样坐着也不是办法，既然不能出去，那老人每天就在家里来回走上半个小时，活动下筋骨。
2011年时老人的大儿子因为胃癌晚期去世了，老人再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看过也经历过这么多的生离死别后，老人尽管难过，却也不再像当初那么情绪失控了。在悲痛的笼罩下，半响的哭泣后，老人便安静下来，静静地坐着，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日子还是得继续过的，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人都已经不在了，再难过也活不过来了，活着的人就要好好地对待自己。
“最得意的事？经历过这么多以后，我现在能够平平安安地在这活着，享受这如今的好日子，就已经觉得很幸运了。你看现在这社会上虽说孝子很多，但不孝子也不少，我的子女们对我虽然不及电视上报道的那些人那么好，但是他们成家立业后也从未让我受过任何委屈，我有时住个院，他们也会抽空轮番地照顾我，晚上也有个人在这陪着我。虽然我丈夫已经不在了，可是他在时，对我也是极好的，家庭生活也算美满，我也知足了。”
当问及老人现在最关注的事，老人回答她们现在老了，身体也越来越差，当然最关注国家的养老政策和医疗事业。这几年来，每年她都会摔跤，两三个月前她摔了一跤，去医院治疗，就算买了保险有了补贴，到最后还是花费了好几万啊。有时有个小感冒，去排个队挂个号也要半个多小时，实在是太耗时间了啊。
“以前那时候真是黑暗啊，现在日子是一天天的好过了，活了一辈子也算是经历了大风大浪，你们这些娃儿不同，时代不同了，生活条件好了，不愁吃穿，日子过得舒坦，吃不了苦啊。”在老人的脑海里，政治就约等于战争，会使人死亡，还会对经济，特别是人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进行得好，人们安稳的生活就有了保障，自然欢喜，可若掌握得不好，就像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一样，黎民受苦受难，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