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姥姥爷

对生活，对我，人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予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

                                 ————巴乌托夫斯基

   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做出诗意的理解。我不是没进行努力，只是发现那样做的结果总是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我的结论是也只能是：生活就是生活，一切就是一切。这就决定了我的故事很难讲述——没有诗意。而诗意对于一个故事来说似乎又是非常重要的。我之所以还要讲它，却正是出于这种没来由的自信——没有诗意。

   老师让我们聆听一位老人口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一万字以上的作品。我想以我现在的水平，一万字自然是不大可能了，况且主人公只是一个人，这未免有些难度，但我觉得这些要求并不影响写作心情，因为带着任务心里去完成这样一件事，效果不应会好，当然我也没说不带着种心里就一定会完成的很好，只有尽力而为。

   我想，只要你去过沙漠然后再到我的故乡来，你就会觉得我的故乡跟天堂差不多。当然，这必须现有一个很不可靠的假设：除了沙漠之外你没去过任何地方，或者你干脆就生活在沙漠里面。

   在我将要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舅舅打来了电话，说要带着姥姥去哈尔滨看病。我的姥姥已经七十多岁了。姥姥年纪大了，身体自然带着许多疾病。自己在外上学，已经很少有时间能在姥姥身边陪她说话了。前两天我去姥姥家里，姥姥还是以前的那些急症缠身，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加上年纪大了小脑萎缩，颈椎病，导致手和脚每天都处在一种麻痹状态。此时我想到了电视广告里的一句话：新盖中盖牌高钙片，一天一片，腰不酸了，腿不疼了，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了。我想姥姥吃的钙片完全可以围绕地球两圈了，可她现在别说上楼了，上炕应该都费劲。我并不是说那个药怎样怎样，而是想说姥姥的病实在难治。因为姥姥的病实在难治，当地的医生对姥姥也是久仰其大名。记得在医院，我大姨只要一向那个医生问姥姥的病怎么办，那个医生就满脸愁苦样，急忙说：“哎呀，你可别领那老太太来，我看见她我都头疼。”医生早就说过，姥姥的病实在难治，因为姥姥老了，身体已经不像年轻时候了，身体各处都在衰老，这种东西是不可逆的，就像死亡一样。那次去姥姥家，姥姥坐在炕上，弯着腰，勾着背，样子及其可怜。她对妈妈说：“自从从县城回来，手脚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剧了。唉...昨晚也可能是天气不好，脑袋啊..总是迷糊，我就躺在炕上，心想这要是死了倒也不错。”其实在半个月前，妈妈带着姥姥是去看过病的。在县城足足待了一个月，在那里，妈妈总询问姥姥感觉怎么样，好点了没。姥姥总说：强啦强啦.....。我感觉这应该是姥姥的心理作用。毕竟回到家里病不但没好，反而加剧了。姥姥虽然说死了也好但她心里其实并不死心，她还要求妈妈忙完农活在陪她到县城。我妈经常失眠，上次从县城回来正赶上我暑假刚到家，她对我说一个月了，她从来没睡过一个好觉，在这样下去，她绝对会疯掉。我想妈妈看到姥姥也是非常愁的，因此妈妈每次去姥姥家前都要纠结一下到底去还是不去。

   我的故事如果从姥姥讲起，恐怕没多大意思。我刚才说的这些，只不过是故事别打断之后的一些插曲。记得妈妈跟我说过，姥姥的一生及其平凡，没有什么好说的，她这一生如果说前二十岁是在受苦，往后的几十年就是在享福了，听老一辈人说姥姥自从来到了东北就很少下地干活，至于她的病怎么那么多，我想，可能是年轻时闲的。

   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存量还算可以，但我始终无法解释我的故乡为什么有那许多人世代生息在那里。我不是不能作出各种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解释，但它们都无法叫人满意，就如同不满意人非死不可一样。

   我的家乡在黑龙江。北大荒也许大家都听说过，不过现在似乎没那么荒凉了。不过以前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如果说中原文化凝聚在黄土高原那块贫瘠土地上的人们，使人们在那里付出生命和血汗可以赞美，那么在我的故乡如此消磨生命，就不能叫我认可了。我想大家都知道闯关东的事。我家曾祖辈虽然不生活在那个时代，但也是从山东过来的。问题是有松辽平原、三江平原、有长白山有大小兴安岭，有那么多美丽神秘富饶的地方不去，却偏偏落脚在这块寸草难生的鬼地方。

   我记得姥爷在的时候跟我说过：人啊就象树钱儿，飘到哪儿落了，就生根了。这个道理简单，却不容置疑。但我觉得人毕竟不是树钱儿。两者之间很难类比。

   我首先讲我的姥爷。这其间有可能牵涉其他人或事，但我认为无关宏旨。

   姥爷死的时候我大概十岁左右，姥爷死时候的细节我已经记不太清了。我现在讲的是我姥爷活着的事。准确的说是从最开始讲起。

   关于姥爷的故事，我也是听姥姥讲了一些。其实姥爷的命也挺苦的。这里要说到一个人，也就是姥爷的妈妈。姥爷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太姥姥，小脚，个子高。年轻时长得也是挺美的，可不知为什么就嫁给人做了小老婆，也就是小妾。姥爷也记不清是第几房妾了，家里上上下下有一百多口人。可想而知，姥爷出生在这样的大家庭里，地位会怎样。就这样也没平静的生活几年。在姥爷七岁那年，山东闹瘟疫，死了好多人。姥爷家也没逃过这场劫难，全家一百多口人只是几天的工夫就剩下十几口人了。太姥姥就领着我的姥爷还有姥爷的弟弟急忙逃出来了。听妈妈说那老太太（太姥姥）十分厉害，我听到他们以后的故事也觉得太姥姥是一个能人，感觉她快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了，这样的人当时居然去做了小妾，我觉得的确是十分可惜。

   太姥姥他们娘三儿四处流浪，上海、天津都去过，他们还在天津待了很久。姥爷给人家看小孩，二姥爷给人家看瓜地。一次，二姥爷正在瓜地打着瞌睡。忽然一阵马蹄声传了过来，不是别的，正是日本人的骑兵。骑兵铺天盖地的过来把瓜地踩的稀巴烂。二姥爷当时还小，并不知情，张嘴便骂。事后姥爷说幸亏日本人赶时间才没有搭理二姥爷，否则回头打一枪或者给一刀，二姥爷就没命了，可以说二姥爷是捡了条命。听到这里，我觉得二姥爷十分骁勇，心里对他充满了敬意，后来细想在那个年代也许只有乳臭未干的孩子才敢对日本兵破口大骂。后来姥爷因为也太小，照顾自己都不行，更别说给别人看孩子了，因为此事还挨了打。后来太姥姥就领着哥俩到了沈阳。这个时候我又要说太姥姥厉害了，在沈阳太姥姥跟着别人做买卖，倒买黄金...结果可想而知，被别人骗得很惨。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一直坚持解放沈阳城的时候。解放军攻打沈阳城，把沈阳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时间久了，城里也死了很多人。大街上饿死了很多人，到处都是尸体。姥爷就是在那个时候眼睛被饿花的。太姥姥怕她们会饿死在沈阳城就在晚上逃了出去，具体是怎么逃出去的姥姥也不清楚。可笑的是就在她们逃出去的第二天沈阳城就解放了。听姥姥说，事后太姥姥十分后悔，当时能如果在坚持一个晚上，等到沈阳城解放，自己就是城里人了。我心里也想如果当初在沈阳城该多好，也许我现在也是“大户人家”的孩子。后来我又想也是，如果当初姥爷真的留在了沈阳城，也就不会有我妈，更不会有我了。太姥姥她们不知道逃了多久，遇到了村子，就落了脚。后来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经村里人介绍。太姥姥就又嫁给了姥爷的继父。就在姥爷十四岁的时候，太姥姥又生了我的有一个三姥爷，也就是我姥爷的又一个弟弟，那年正是新中国成立的一年。

   至于姥爷是什么时候碰见姥姥的，但是以后的事了。姥姥也是山东人，听姥姥说她的童年也是很苦的，她出生在一个贫苦人家里。姥姥家里穷，姥姥的母亲只能弄点粗粮吃。可姥姥一个女人怎么咽的下去，一次姥姥出去干活回来，看见锅里煮着一锅地瓜杆，不用想了，中午一定是吃这个鬼东西了。姥姥也不吃，蹲在墙角哭。姥姥的母亲没办法，就从坛子里拿了两个咸菜给姥姥。姥姥每天还要跟着水车去地里干活。水车么，自然在地里水是管够的，姥姥累了就歇会，喝着水，吃着咸菜。那年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开始的时候。姥姥没什么文采，因此当我问及那几年经历了什么之后，姥姥只对我说死人，满大街都是死人。那年浮夸风盛行，加上后三年的自然灾害，死了不少人。恐怕姥姥也不清楚自己那几年究竟做了些什么。她对我说白天跟着生产队干活，晚上村里有人领着拿着铁锹出去，有时碰见大街上有两个死人，就一起帮忙埋了，至于晚上去干什么呢？领头那个人自然说去找活干。可是大晚上能有什么活可干呢。原来是每个人拿着铁锹在山沟里挖一条沟，在埋上，挖一条沟，在埋上。我听到这里是心里满是疑惑。挖了又埋上？姑且先不谈为什么挖，我只想知道为什么挖了就埋上。我把疑惑跟姥姥说了。她愤愤大声说：“瞎胡闹呗！”姥姥这时又说了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大跃进“放卫星”的奇迹。一九五八年全国一齐大跃进，放卫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人间奇迹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收多收少在于肥。农村里的人自然都懂得这份道理。农业大跃进，粮食要高产。理所当然是要大积肥。大队在社员大会上鹦鹉学舌般的传达了公社的积肥动员令后，宣读了给各生产队规定的任务指标，并宣布天天要到田间里去检查，第二天果然大队干部就雷厉风行地挨队查看。  大队部办有墙报，墙报里有个进度评比栏，评比栏里用图案明白地标示出先进与落后。最快的是火箭，第二名是飞机，第三名是火车，第四名是汽车，第五名是单车，第六名是行人，第七名是老牛，第八名是乌龟。哪个队要是排在第八位，不但被骂作乌龟王八蛋，生产队长作检讨，大队开会还要点名批评，于是各生产队就你追我赶地掀起了积肥比赛。

　　这是一个十分壮丽的场景。队里拼命地铲草皮，烧土木灰....天亮开工，天黑归家，中午也不休息，可肥堆老是比邻队肥堆小、肥堆少，社员们都纳闷了。队长更愁的不行，但是大家都尽力了，愁也没法呀。难道队里的人真的差劲的很，队长的弟弟不服这口气，就偷偷摸摸去看邻队是怎么做的，去偷学别人的经验。他偷偷摸摸转了半天，终于看出了端倪——原来邻队是先在田中间扎个稻草堆，然后盖上一层草皮，就是一肥堆了。队长的弟弟回来与队长一说，队长也就恍然大悟了，原来自己缺了巧干，真笨！公社、大队经常号召苦干加巧干，自己咋就不开窍呢？

队长开动脑筋，创新了巧干——用几把茅柴打个堆，再在外表堆些草皮，这样更容易更经压，进度一下子就坐上火箭了。后来犁田的时候，有次队长不幸被荆棘剌了，心里明白是茅柴里带来的，只好哑巴吃黄连，吱声不得。后来又到了大练钢铁的时候，姥姥说那时候糟践了多少东西啊。村子里来人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拆大门，说也不说一句就拆，因为大门是铁的。到了屋里之后蛮横的说村里炼钢，各家各户只要是铁的东西就拿出来。说完之后到后屋什么锅啊，水壶啊、菜刀、钥匙、门把手、能打的全都拿走了，收集起来往院子里一扔，就算是完成任务了。那时锅的拿去炼了，哪有什么还能做饭啊。姥姥机灵，偷偷藏了一个壶，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煮两个地瓜吃。我开玩笑的问一下姥姥：那钢炼出来啦？”炼出啥了，炼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姥姥怒吼道，像是又回到了那个时候。那时老实人是活不下来的，因为他们不肯去地里偷东西吃，自然要被饿死。又过了一年，姥姥说那一年更惨，说要给什么苏联人还债，家家户户就像古代征粮一样什么东西都往外捐。那时姥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往外捐了。到后来更是连吃的都没有了。姥姥似乎并不知道为什么要给苏联人还债，也不知道到底欠了他们什么，不过姥姥觉得再怎样这都与她们无关，并不应该让她们受这份罪。姥姥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在这里姥姥的童年并没有什么要讲的。

    故事又回到姥爷，姥爷一家终于在沈阳安定下来了，姥爷也能上学了，但生活依然贫困，吃不饱，姥爷就上了一年的学就不念了，下地和家里的人干活。那时沈阳吃的主食就是高粱米饭，我到现在连见都没见过，听妈妈说那是很难吃的。唉.....连高粱米饭都吃不饱的日子可想而知。又勉强过了几年，听被人说黑龙江能吃上大米白面，姥爷一家就要来到了这里，也就是我现在的家乡。东北毕竟是地广人稀，太姥姥在黑龙江也算是生活的还不错，最起码比以前要好许多。那时姥爷已经二十五岁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可那是哪有姑娘家来给我老爷做妻子呢。于是我那个十分厉害的太姥姥说回山东领媳妇去。太姥姥在姥姥心里也是十分厉害的。用我姥姥的话说，老耿太太（我姥爷姓耿）走南闯北，哪都去。终于，太姥姥又回到了山东，无独有偶，经我姥姥的什么亲戚介绍之后认识了我的姥姥。姥姥在山东实在过不下去了，太姥姥问她来不来这（黑龙江），那里有大米白面可以吃。姥姥那时真是饿疯了，想都没想就说去。其实姥姥知道来了那边就有一个男人在等着他，去了那里就意味着要和我的姥爷结婚。姥姥连姥爷的照片都没见过，就跟太姥姥来了这边。那位老人家也就是我的太姥确实十分厉害，在山东就为我的二姥爷相了一门亲事。姥姥说二姥姥是和太姥姥有直接的亲戚关系的。那时的二姥姥还是一个在上学的小女孩，才十四岁，背着书包跟着太姥姥和姥姥就来到了东北。

   五十年代的火车还是比较慢的，当火车路过天津的时候，太姥姥忽然想起自己的什么证件还没有带，落在了家里，便回去取。于是便把姥姥和二姥扔在了天津，给了她们不到五毛钱。两个人在天津票房子待了几天，实在是饿都受不了了，二姥别看才十四岁，人也十分厉害，她出去看见外面地摊上有卖甜菜渣的（东北方言），一分钱多少多少，二姥抱回来一堆，叫上姥姥又去抱了不少，两人就吃那个吃了几天，终于熬到了太姥姥回来。

   那是秋天。外面的天气十分晴朗，阳光照在漫山遍野的稻田上，显得十分刺眼。三个人长途跋涉终于到了黑龙江，姥姥知道以后可能会在这生活一辈子，也细细打量了这个地方，不算富裕，但毕竟地广人稀，有股世外桃源的气势。姥姥来的时候只有十九岁，这块地方方圆百里有山有水，地里有些许人在干活。被关内的太阳晒得黝黑的姥姥背着行李卷，穿着挽裆裤，跟着太姥姥，总算是到了自己的新家。到了这，姥姥和姥爷便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如果说那时家里能有一个像手电筒那样的家用电器，那对姥姥来说定是极好的了。那时赶上村里有一个妇人搞破鞋被工作组抓起了，判了三年。姥姥对我说过那妇人，但我实在记不住。我虽然总听别人说搞破鞋什么的，但到现在我还真不清楚搞破鞋的真正内涵到底是什么。太姥姥去妇人那家把妇人的一双皮鞋和一个黑箱子借了过来，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姥姥姥爷结婚那天不太单调。就算是借来的嫁妆吧。当天晚上太姥姥就把鞋子和箱子送回去了。姥姥姥爷结婚的时候正是大跃进的时候。结婚了第二天，当时流行吃大锅饭，村里的女人们都去食堂自己做饭吃。姥姥连一双鞋都没有，怎么去食堂做饭呢。姥姥把姥爷下地干活的靴子拿来穿上就走了。到了那里，村里有一个当官的看到姥姥就说：怎么穿上地穿的靴子，这要是在做饭的时候被火烤坏了他上地穿啥，你昨天那双鞋呢？姥姥昨天那双鞋自然是晚上就还回去了。那当官的就把太姥姥找来和她说反正那妇人也要三年才能出来，不如去把那双鞋买下来。说了好久，太姥姥终于答应了，把那双皮鞋买了下来。那是姥姥结婚之后的第一双鞋，姥姥对它爱不释手。后来听我妈说那双皮鞋那时还在，她自己还穿过呢。那几年虽然能吃上饭，但家里还比较穷，姥爷一家过得也并不是很好。结婚的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后来姥爷跟着生产队天天干活，挣了点工分，现在姥姥家里的东西都是当年姥爷用工分换来的。也就是那一年，姥姥生了她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大舅。

   到后来，姥姥一共生了大舅，三舅，四舅，大姨，二姨，我妈姊妹六个。我以为当初我姥姥一家一定会因为计划生育被罚的很惨，但我错了，可能是我学艺不精，居然忘了那时候还没计划生育呢，更没有像现在有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如此先进的思想支配我们。  挨饿那几年过去之后，全家在姥爷的“英明指导”与辛勤劳作之下总算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时间一直到一九七零年，我的老姥爷（老指最小）也就是我姥爷同母异父的那个弟弟回来了。四九年姥姥爷出生之后就一直在沈阳读书，后来并没有跟姥爷一家来到这里，也正是因为没来到这里，成就了我老姥爷的一生。

   老姥爷一直是家里的骄傲，人长得帅，身体好，有文化，高中毕业，人十分聪明，我想应该是继承了太姥姥的优良传统，毕竟那么厉害的老太太肯定生不出什么孬货来。至于他后来为什么来到了这里我就不知道了，也没人讲起过。老姥爷一心只想当兵，因为他觉得当兵最有出息。那时乡里正好又来征兵的，老姥爷果断不能放弃这次机会，就去接受检查。那年也正是闹文革的时候，对于当兵的要求自然也是非常高的。但这些都难不倒老姥爷，到了最后，检查结束了，什么都合格了，就在全家认为胜券在握的时候，老姥爷却被刷了下来。至于被刷下来的原因，只因为姥爷的一句话。刚才我说过闹文革的时候，应征入伍的检查自然是十分严格的，也少不了要挨家挨户的打听你这个人怎么样，犯没犯错误啊，生活作风好不好啊，这些都是要打听的出现一点纰漏都不行。当然老姥爷并不是因为这些问题才被刷下来的。当时姥爷家与村里一个姓张的人家关系非常不错，姓张的人家有钱，心也好，乐于帮助人。两家关系好也没什么好说的。可是坏就坏在了有钱这个问题上。文革时期是打击富农的，跟富农沾一点边都要打击。入伍的检查人员挨家挨户打听自然知道姥爷家与张家关系不错，于是便问姥爷：你和张老太是什么关系？姥爷人实在，自然也没多想，就说：那是我姑姑。检察人员点了点头，想必就在这时老姥爷就已经从名单上消失了。老姥爷最后一次去乡里，以为这次回来就一定会是一名军人了。可是老天总是捉弄人，就在他认为胜券在握，一个“晴天劈雳正好劈在了姥爷身上，工作人员说；被刷下去原因很简单，因为你家与富农有联系。老姥爷回家之后什么都没说，一动不动的躺在炕上，好几天没有吃饭，别人问他什么，他也不说。后来家里人四处打听才知道被刷下来是这个原因。老姥爷并没有怪姥爷。事后他自己说也许是自己没有这个命，他谁也不怨。那一年和老姥爷一起去当兵的人都没有回来，现在应该都是大官。老姥爷如果那时去当了兵，一定会比他们更有出息，因为他有文化，在部队一定也会很出众。

   但这件事并没有完全挡住了老姥爷的人生道路。后来村里缺会计，老姥爷因为有文化就被大队请去当了会计，当了几年会计就当了村长。没过几年，老姥爷又被乡里调走去当秘书，后来更是当上了乡长。又过了几年，他又被调到县里农业业局当了局长，现在老姥爷已经六十多岁了，生活自然非常好，经常去各地旅游。令我们都十分羡慕。

   不过说起文革那几年其实也是挺害人的。姥姥说那时已经不挨饿了，但日子过得也不十分顺心。

   那几年，到处有人游行，虽然在乡下，文革气息也是很严重的。从乡里组织一大群人从乡里开始往各个村子里走，嘴里不停念叨着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思想，打到刘少奇之类的乱七八糟的。到了村里自然是少不了一顿搜查，挨家挨户的搜，发现什么壁画，信奉的佛、观音都被扔到外面去，还免不了被拿红旗的红卫兵一顿毒打。那时就连葫芦也是不让挂的，端午节挂的葫芦，小孩子身上的小葫芦首饰都是不行的，一旦被发现了就肯定要被批斗了，游行时大街上是没有人的，胆小的连屋都不敢出。姥姥跟我讲有一年，姥爷在集市上买了四个挂画，一个许仙，一个白娘子，一个小青，还有一个姥姥已经记不清了，我认为应该是法海，就姑且认为是法海吧。这几张挂画姥爷可是爱不释手，平时是不往外挂的，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挂。又一次，乡里又一大群人来了。老姥爷的姑姑当时因为老姥爷是官所以还是知道一些的，就急忙来到了姥爷家。姥爷家院子里种了几个葫芦，是准备长成了之后弄成瓢装东西用的。老姥爷的姑姑来到姥爷家里就让姥姥把葫芦摘了，把挂画烧了。姥姥很心疼，就说那葫芦长得好好的，摘了干嘛。俩人墨迹了许久，姥姥硬是没摘，但把挂画烧了。过一会，姥爷上地回来了，就问姥姥爷的姑姑把什么葫芦摘了，老姥爷的姑姑这才说是过节时用的葫芦。姥姥说：“幸好没摘那院子里的葫芦，那葫芦长得多好，热天还能去下面乘凉，到了秋天那葫芦还能做成瓢装点东西。”不过那挂画烧了姥姥是十分心疼的。事后并没有人到姥爷家检查。姥姥说其实家里有啥东西来查的那些人心里都是清楚地，并不是盲目的查。现在姥姥提起还心疼那几张挂画，说烧了十分后悔。过了几年文革结束了，姥爷家的生活也总算是平静了下来，生活质量也比以前更好了。

   妈妈是七零年出生的，文革结束了，妈妈也上小学了。因为家里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都在上学，所以生活也很拮据。姥爷几乎是很少休息，为了这个家，为了六个孩子，他的腰都累弯了。那时姥姥的身体就一直不好，经常生病，有时连饭都做不了，这样姥爷就更累了。

   大姨和大舅都是高中毕业，毕业之后就回家务农了，那时由合作社，生产队，每天还是挣工分。到了秋天，粮食收回来了，计算出一工分能合计出多少钱，再给大伙开支。开支哪天自然是十分热闹的。有的没有天天上工，给的钱就少，有的任劳任怨，给的就多，还有奖励，那时叫连勤。那是可以多得一件衬衣。姥爷几乎总能得到。那个时代，衬衣就像一个证明一样，有一件衬衣就代表你工作优秀，家家户户要是得了一件衬衣，就像捡了钱一样高兴。

   妈妈中学毕业时，乡里的高中已经没有了，想上高中必须上县里，可姥爷家里哪来的钱供妈妈上学呢。于是初中毕业妈妈就回家了。当时生产队已经解散了，实行的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姥爷家分了四亩旱田，四亩水田做口粮田，还有七亩旱田，二亩水田作责任田。人多地少，当时大队有砖厂，大姨和老舅都上砖厂干活，大舅上水利站干活，虽然挣钱的人多了，但是花钱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那年大舅已经二十五岁了，很快就订婚了。新婚家具是刚刚流行起来的组合机。彩礼大件应有尽有，都是村里一流的。大舅的婚礼几乎花光了姥爷家里所有的积蓄。可是还有两个舅舅也快到结婚的年纪了。姥爷还是像以前一样拼命的干活。终于熬到了儿女们都有了家室，姥爷也松了一口气。

   按理说，姥爷奋斗了这么多年，儿女们也都有了家庭，姥爷也该享福了。可事与愿违，在我五岁那年，三舅得了重病，腰间盘突出，地都下不了。姥爷又陪着三舅到处看病，买药，结果还是不见好转。姥爷经常坐在阳台前抽着烟，表情十分凝重，那一年姥爷瘦了许多。后来没了办法，姥爷，大舅陪着三舅去当地医院做了手术。虽然手术风险很大，但是三舅还是康复了。做完手术之后，三舅并没有回到自己家，而是去了姥爷家，一直到康复。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还很小，爸爸做了一副拐给三舅，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还当玩具玩来着。至于三舅为什么没回家，事情很复杂，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三舅身体好了起来，姥爷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可姥爷天生就是操心命，不，应该说老耿家人都是操心命，大了之后我知道我妈也是这样。虽然分了家，但姥爷经常去各位舅舅家，也经常来我家。干点这个，做些那个，有什么好的，吃的，也送来。

   时间又到了我九岁那年，对，九岁，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姥爷身体不好，吃什么都吃不下。到县里医院检查发现姥爷得了胃癌和食道癌，而且是中晚期，这个结果一时间让家里人都接受不了。大夫说即使手术了，能不能延长生命，医院也不能保证。大姨和大舅也没了主意，就回了家。最后决定去市里再查一次。可到了县里姥爷并没有直接去市里，而是又去了县医院。姥爷说：在这这么多年了，县里的条件我也是了解的。听说县医院引进了新的设备，就去县医院再查一次吧。大舅听了姥爷的，去县医院又全面检查了一次。结果和前一次一样，家人所期盼的希望并没有发生。回到家里，姥爷家里为了姥爷的病东奔西走，什么方法都试了。一次看到报纸上有一个叫中华灵芝宝的药，怎样怎样有效。这种药县里是没有的，必须去市里才能买到，一个疗程四千八百元，妈妈他们兄妹一人拿了八百元凑够了买药的钱。当时姥爷还不清楚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大伙都说是胃病，吃点药就好了。过了一个月，一个疗程也吃没了，可姥爷的病并没有好转。大姨又打听到了一个偏方，说是用核桃树的树皮熬水喝，可以治好姥爷的病。树皮采了一袋又一袋，核桃皮本身就是有毒的，姥爷也不敢多喝。后来妈妈又听说用河边一种叫什么的草熬水喝，草也摘了一次又一次，姥爷的病还是不见好转。老舅去了两次哈尔滨，一次沈阳，买回来的药有内服的，有外用的，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一直到了秋天，这个秋天确实叫人难忘，当时我正在小学上三年级。一次突然发烧，连打了几天的针都不见好，而且呕吐，恶心。最后检查出是脑炎，在县医院住了半个月，也不敢让姥爷知道。大舅妈从县医院看我也不敢从姥爷家门口走，生怕被姥爷知道伤了身体。一直到我和妈妈回来时姥爷才知道。是三舅上地回来听我家邻居说的。我家邻居把我的病说得十分厉害，三舅是个直肠子，听完后直接去姥爷家打听。三舅这人说话不会拐弯，当时大舅在姥爷家，见情况急忙对三舅使眼色，可三舅没看出来。姥爷听说我在医院一下就急了，说什么也要去看看。大舅说这几天就回来了，姥爷还是不信，硬是要大舅去我家看看。爸爸说三天之后就能回来了，姥爷这才相信。我回家第二天就去看了姥爷，姥爷这是已经很瘦了，一脸憔悴的样子，不过见了我还是很开心，此时正是秋收的时候，姥爷一家，还有舅舅们全都来了，帮我家忙活，这也是姥爷最后一次来我家，住了四天就走了。

   再坚强的人，在病魔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姥爷在病魔的纠缠下挺了半年多。在那年的腊月初一，姥爷去逝了。去逝那年姥爷七十二岁。姥爷走了，认识姥爷的街坊还在，姥爷却已经走了；姥爷用过的东西还在，可姥爷却已经不在了；姥爷生活的老屋，儿女还在，姥爷却不在了；亲人们的眼泪还在，姥爷不在了。

   姥爷去逝那一阵，妈妈总是在哭，那时的我只想着人死了，大人们哭是很正常的。姥爷死的那天妈妈还在家。大舅打电话告诉妈妈：爸不行了。妈妈急忙挂下电话就去了姥爷家。妈妈去姥爷家的时候一边哭一边叨咕一些话，没有人能听清。到了姥爷家，姥爷坐在炕上，头发虽短很凌乱，妈妈看见姥爷时，姥爷正在大口的喘气。

   姥爷当时还没有死。姥爷他缓了一口气说：“照顾....照顾好..你妈。”说完，就咽气了。大舅，大姨，妈妈都哭了。都连忙搬着姥爷的头连声叫：“爸，爸......。”那天夜里，大舅他们一直守在姥爷的身体旁边，其他人去找人帮忙。我看见姥爷十分安静地躺着，跟睡觉时没什么两样。他依然那么高大。

   过了一段时间，到了下葬那天县里来人说不允许就地埋，必须去火葬场火化。当时县里有政策，死人是不让随便埋的，必须去火葬场。大舅就去县里找正在农业局当局长的老姥爷，老姥爷在乡里当过乡长，还是有面子的。老姥爷回乡里安排了一切，大舅拿了三千块钱，才批准姥爷下葬。

   后来听妈妈说姥爷在的时候没少帮家里忙，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家里盖得房子的钱大部分都是姥爷拿的，盖房子用的木头也是姥爷想方设法弄来的，姥爷这一生没享过福，小的时候挨饿，来了东北就一直打拼干活，才有了现在的生活。

   北方的冬天特别难熬，下过雪，风就把地皮吹裂了，那个冬天在姥姥心里很漫长。姥爷死后，姥姥才是最伤心的，因为她没了依靠。往后的故事主要就说的就是姥姥了。姥爷没了，姥姥自然由儿女抚养，往后的事我就删繁就简的说了。四舅担下了照顾姥姥的重担。大舅不甘心在农村生活，一家人在我十二岁那年去了山东。我二姨死得早，也是那几年得了癌症，不久也没了  。过了几年四舅也不甘心在农村，就去了广西，家里只剩下我妈，大姨，三舅，可大姨和妈妈都在另一个村子里，照顾姥姥总有些麻烦。姥姥跟了姥爷就很少受苦了。但姥姥天生就身体不好，听老姥爷说在家里姥爷都是把柴禾弄好放在锅台那让姥姥烧。 现在姥姥却连地都下不了。四舅去了广西，姥姥就自己在家，没人照顾，三舅妈人不行，所以三舅根本照顾不了姥姥，当年三舅腰坏了也是因为三舅妈才没有回家修养。四舅这一生没瞧起过任何人，但他却十分懒，大钱挣不着，小钱不想挣。去了广西一年多，回来给姥姥看病的钱都没有。

   开始我说姥姥要去哈尔滨看病，在我写到这的同时，姥姥也看病回来了。四舅从广西回来带着姥姥去哈尔滨看病的钱都是他们姊妹一起集的资。四舅总说自己有钱，可却一分也没带回来。哈尔滨的医院也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现在姥姥连厕所都上不了。听说姥姥答应四舅要和她去广西，说那里气候好，也许病就能好了。不知道姥姥去了广西，还能不能再回来。

   我爷爷奶奶死的早，爷爷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和姥姥，姥爷亲一些。姥爷一生没什么出奇的事，如果说他这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那就是来了黑龙江，养活了一家人。今天我去了姥姥家看望姥姥，提起了作业。我所写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姥姥告诉我的。当我问及姥姥这一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是什么，姥姥并没有说什么，我觉得应该和姥爷差不多，而又问及姥姥对政治生活有什么印象的时候，姥姥的回答更是干脆：“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这就是姥姥的回答，我很理解姥姥，她连学都没上过几年，更别说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在她的心里，自己身体怎么样，过得好不好，这才是重点。

   姥姥还是那样自己蜷缩在炕上，地也下不了，她憧憬着广西那面的生活，希望自己的病能好。姥姥有一次跟我说：“时间过得真快啊，你说我这病还能好么。”我没有犹豫说了一句：“当然能好了。”姥姥经常以泪洗面，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也必须这样回答。

   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似乎有些仓促，因为确实没什么好说的了。全文也许让读者看来并不是一个故事，因为他本身也不是故事。巴乌托夫斯基先生的话放在前面似乎不太和谐，他的话太有道理而我太没道理。生活对每个人都不尽相同 ，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