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一生

从小开始，爷爷就总是不厌其烦的跟我讲述他过去的故事，小的时候我不爱听，他却也自顾自的讲着，同一个故事，他总能像是第一次讲似的跟我一遍又一遍的复述，时间久了，我竟不自觉的把他讲的故事记得八九不离十……

爷爷今年73岁了，1941年生人，他的老家在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县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爷爷出生在一个十分困苦的家庭，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爷爷的奶奶，爷爷的父辈们和他们的妻小。爷爷的父辈是三兄弟，大哥是国民党的军官，后因内战战败而隐姓埋名做了村里的大夫；二哥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在爷爷的叙述中，可以听出他是一个严苛的人；爷爷的爸爸排老三，他患有精神疾病，听爷爷说，他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在军校里上学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位日本姑娘，由于他当时作为军官的大哥的极力阻挠，被迫分开而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相思病。

爷爷的童年是灰色的。从爷爷记事起，太爷爷就是一个疯疯癫癫的“白吃宝”，不能作为劳动力不说，还总是拿着家里仅有的些许积蓄出去乱买东西，要不就是对太奶奶施展家庭暴力，这让原本就拮据的生活更为捉襟见肘。

中国成立那年，爷爷上小学了，爷爷印象中，中国的成立就是到处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和高喊毛主席万岁的人们。同是这年，爷爷的第一个妹妹出生了。

爷爷那个时候上的小学只能上到四年级，再之后的“晚小”则要去三公里之外的县里上，爷爷说他的成绩本来不错，后来因为农忙的时候，家里的大人让他带孩子，经常没法去上学，成绩也就慢慢跟不上了。

那个时候只要有空余时间，懂事的爷爷就会帮邻居的大人们做些农活，从而得到一点点报酬贴补家用。爷爷印象最深的一次，那天他做了一天的农活，挣了8毛钱，回到家时，上交给太奶奶，太奶奶看着累了一天的孩子，没忍心收下，就让他把钱放到那边的笔筒里，结果倒好，这来着不易的8毛钱被疯疯癫癫的太爷爷搜摸去了，第二天到集市上买了几个纸糊的小玩意儿……之所以说印象最深，是因为这个故事爷爷对我讲了无数遍。

爷爷小学毕业之后是没有去念初中的，因为，家里没钱让他继续念了。他们那个时候的初中也是要考的，爷爷看着那些向学校方向赶去考试的背影，躲到墙后，偷偷哭了一鼻子。之后爷爷就只好下地干活了，那个时候，土地归了国家，人民都入了社，干农活都是给国家干的，挣的是公分。那个时候的爷爷是她奶奶口中的傻小子：爷爷觉得去公社干活很光荣，拼了命的要去帮公社挑水，用他那一米六不到的个头，瘦瘦的肩膀。爷爷第一次要去爷爷的奶奶死活没拦住，累的一身臭汗回来了，爷爷的奶奶拿出了一块自己大儿子买来的、别人谁都舍不得给的、已经风干了的蛋糕给爷爷，看着他吃下。爷爷的奶奶生怕累坏了自己的孙子，第二次的时候，爷爷终于被拦了下来。在那之后，太重的累活，爷爷就再也没有去过了。

16岁时，爷爷已经在公社挣了两年的公分，他这个时候的家庭负担更为沉重了，除了照顾太爷爷和大姑奶，两岁的小姑奶也总朝爷爷要吃的，爷爷经过深思熟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也是彻底改变了他命运的决定：把户口迁到城里。

每次讲到迁户口这里，爷爷总是喜形于色：“那天我去大队，找到管户口的那个办公室，看到那个人正忙着，他和另一个男的正谈着什么，我说我要迁户口，他看我是小孩，就问我为什么要迁户口，我说我要去城里念书。然后他又问了我几个问题，就给我把章盖了，幸亏那天人家忙着有事，不然户口哪这么容易迁出来！”那天中午回家，在饭桌上，爷爷就把这件事给他的大伯和二伯说了，他的二伯听了大发雷霆：“这孩子，这么大的事都不跟家里说一声！”爷爷的大伯还是明事理的，并没有那么过激的反应，更或者说，他是赞成的。爷爷的大伯和爷爷都知道，继续留在村子里，往后的日子很可能会饿死，出去闯闯，不失为一条出路，而且既然户口已经迁出去了，家里的人的阻拦也是没有用的了。

爷爷进城那天，有他的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小伙伴送他，几十里的路，走着。他们早上出发，到达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爷爷用他身上仅有的、用打蜡牌赢来的1800张蜡牌换来的一元八角钱，请他吃了一顿并不丰盛的午饭，那个饭店的名字爷爷现在还记得：普乐饭店。饭后，爷爷的身上还剩下4毛钱。那个小伙伴呢，就自己一个人走回去了，他走之前对爷爷说，他也要把户口迁出来。

爷爷经人介绍，进入了他日后工作了一辈子的工厂：朝阳市塑料总厂，当了一名小工。刚进厂的时候，爷爷不过一米六的个头，一百斤不到的体重，厂里的老师傅跟爷爷一起干活时，看着瘦小的爷爷心疼，总会照顾着爷爷点，挑扁担时也总会“多给我一块儿扁担”。

爷爷小工的日子过了两年多，在他十八九岁的时候，厂里组织干部培训，有很多干部不愿意去，名额就空了下来，这个培训又不用花钱，爷爷就申请去了，爷爷去的时候就剩物理班名额还没满，于是爷爷就报名了物理班，没想到歪打正着，物理在日后帮了爷爷大忙。在这段时间，爷爷虽然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很累，但这丝毫没有让爷爷动摇，爷爷是那个时候少有的，重视学习、爱学习的人。由于学物理时学到了很多电的知识，加上爷爷自己的苦心钻研，爷爷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厂里的电工，最年轻的电工。还有另一位老电工，也算是爷爷的师父，是厂里仅有的两位电工。可是那位老师傅并没有教给爷爷什么，不仅如此，他还总是欺压他的小徒弟，连线圈的缠法，都是爷爷在老师傅缠完之后偷偷一遍遍解开再缠回去之中学会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好学勤奋的爷爷就取代了那位老师傅，成了厂里喇叭坏了厂长最先想到的人。

终于在爷爷进厂的第四年，1961年爷爷迎来了人生的一大喜事：爷爷结婚了。爷爷被厂里分到了半户房子。那个时候奶奶是经人介绍认识的爷爷，奶奶被送到爷爷家去的时候，什么嫁妆都没有。结婚的第二年，爷爷喜添了一个女儿，可非常不幸的是，那个婴儿不到半岁就不幸夭折了，这样爷爷奶奶无比痛心。

爷爷在25岁的时候送走了一个生命——太奶奶去世了，爷爷常常感叹，太奶奶的这一辈子没有享到福；又迎来了一个生命——爷爷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也就是我的大伯。爷爷疼爱之余，对待孩子，也是非常严厉的，爷爷教育孩子自始至终唯一相信的一个字就是：打。看来爷爷的这个方法还是很奏效的，大伯从小就比较懂事，成绩也很优秀。

由于太奶奶去世，太爷爷和家里的孩子没人照顾，爷爷就把其他人的户口都迁了出来，自此爷爷奶奶就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一大堆老人孩子的日子。那个时候，太爷爷依旧精神不好，大姑奶19岁，小姑奶11岁，老爷爷（爷爷最小的弟弟）7岁。

家里的人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屋子不够住，爷爷只好跟厂里申请了一户半房子，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家——那座小平房。那个时候一家人能住一户半房子实属特例，这也多亏了爷爷在厂里“首席电工”的称号。虽然爷爷号称“首席电工”，但当时的工资也不过30块钱，再加上奶奶在皮毛厂上班的二十几块，也勉勉强强够家里的开支，大姑奶在迁过来之后，学了份缝纫机的手艺，贴补家用。

适逢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爷爷在日积月累中也有些学识，竟被厂里任命为了“文革副主任”，“文革主任”是当时的厂长，由于他文化不足，他便把开文革会议的任务交给了爷爷，可过了一阵子，爷爷看出了些许端倪，爷爷知道，只要开了会，是一定会被“扣高帽”的，所以，再此期间，爷爷没有批斗过任何人，也没被人批斗过，文革期间相安无事。

1969年，爸爸出生了，而“打”的这一条法则并没有在爸爸身上奏效，因为爸爸生来瘦弱，爷爷舍不得。

爸爸出生的第二年，爷爷当上了生产科的主任，工资提到了40块钱，可是这也并没让家里的伙食改善多少，家里的人依旧十分“苗条”。

爷爷当上主任后不久，大姑奶出嫁了，嫁给了我大姑爷爷——一个普通的工人。

1972年，姑姑出生了，这个时候的家里的状况要比之前好了一些，小姑奶和老爷爷都懂事了，爷爷奶奶少操了不少心。

姑姑是爷爷最小的孩子，又是女孩，爷爷自然最疼姑姑，姑姑慢慢长大，家里的日子好了些，姑姑成了家里唯一一个每天吃一个鸡蛋的人。

1973年，大伯上小学了，大伯上学前有个习惯，就是捉弄他的弟弟。这两兄弟之间从小开始可发生了不少“明争暗斗”，比如，有件哥哥宁可把那只小灯泡摔碎听响也不留给弟弟玩的事。

1976年，老爷爷去当兵了，这下子家里更显得冷清了。

到了80年左右，爷爷的孩子都已经上学了，小姑奶也嫁给了我的小姑爷爷，一个朴实的工厂职工。

1984年，老爷爷从部队退役了，在矿山机械厂里找了份工作，这下爷爷的弟弟妹妹们总算都有了着落。而这一年，由于胸膜炎复读了一年的大伯考大学了，他以全市第六名的成绩考上了大学，考虑到家庭状况，他选择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嗯，不用掏学费，国家报。每每说到这件事，爷爷的言语中无不透露着自豪。而爸爸呢，没能考上高中，就跟着爷爷一起进工厂干活了，姑姑则是教科书式的好学生。

85年，爷爷升职为了生产科的科长，生活多多少少得到了一些改善。

86年的夏天，姑姑考高中。由于得了鼻炎不能好好休息的姑姑考试失利了，于是姑姑就去考了卫生学校，爷爷说当年姑姑考卫校几经周折，经过爷爷的前后奔走，姑姑还是进了这所只招5个人的学校。

89年的夏天，大伯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301医院耳鼻喉科，成为了一名大夫，姑姑也从卫校毕业了，被分配进了朝阳市的中心医院手术室，成为了一名护士，爸爸则一直跟着爷爷在工厂上班，挣钱帮爷爷养家。

1990年，爷爷又升职了，爷爷终于熬到了副厂长的位子，虽然生活条件仍然比较拮据，但爷爷时常到全国各地出差，厂里有补贴，伙食还是能时不时的改善一下。

1993年，爸爸和同一个厂子的经人介绍认识的妈妈结婚了。

1994年，爷爷的长孙——我出生了。我出生后，家里多了很多欢乐。听爷爷说，我小的时候可坏了，最喜欢把脏东西往人身上抹，爷爷为此总是要检查自己的裤子上有没有污渍。也是这年，大伯结婚了，大娘是大伯的同事，一位护士。最开始，爷爷并不同意，因为大娘比大伯大了两岁，家庭条件也不出众，可是最后爷爷还是没拗过大伯。

1995年，姑姑也结婚了，姑父是一位公务员，在园林处上班。同一年，大伯家也有了小孩，爷爷的二孙，我的堂弟。

96年，姑姑也生了个男孩，爷爷的外孙，我的表弟。

这一年，爷爷买了一套二手房，和奶奶搬出去住了，那套老房留给了爸爸。

到2000年的时候，爷爷的工资已经从几十块熬到了500块，头发也已经熬白了一半了。大姑奶家里的三个孩子也都已经结婚生子，小姑奶的孩子去当了兵，老爷爷家的孩子考上了沈阳的一所大学。

2002年，我上小学了，爷爷又买了一套楼房，这套楼房离工厂近，离我要上的小学也近。

2003年，爷爷和爸爸从塑料厂买断，买进了一些塑料的生产机器在家属院的老屋里开起了小厂子。那个小厂子就一直那么不温不火的运转着。这一年，太爷爷去世了，爷爷并没有太过伤心，毕竟这个人带给了爷爷太多痛苦的回忆。

2007年11月24日，奶奶去世了。那天，我第一次见到爷爷哭，所有的亲戚都来了，有见过的，也有好多没见过的，把奶奶送到火葬场时，随行的车足有100多辆。在那之后，爷爷就把厂子交给爸爸一个人干了。

2008年，爷爷找了一个后老伴。

近几年，大伯当上了他们科的主任，姑姑也当上了手术室护士长，日子都越过越红火。爷爷讲到最后总会用力的靠到背后的沙发上说道：“我能从那时候吃不上饭走到现在这步，也算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