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一生

 原本想直接问爷爷，由于爷爷年纪太大了。耳朵很难听清，所以就让奶奶当传话人，所以讲诉的过程中，也穿插了奶奶的一些事。

 在大多数同学当中，我爷爷算是年纪比较大的了，很多同学的爷爷奶奶差不多都只有六十岁或者七十出头，但是我爷爷今年已经80岁了，爷爷是1934年9月19 日出生，爷爷小时候，姥爷在开酒坊，家里情况还不错，爷爷没有去私塾读书，而是由他的三伯在家里教的，差不多教的内容是《论语》等，用爷爷的话就是：孔夫子的书。在我的记忆中，爷爷是很爱读书的，我们学校发的历史书，爷爷经常会拿来看，而且时不时说一句孔夫子的语句。在爷爷上学了四五年，爷爷的娘就得病去世了，不久姥爷就娶了另一个妻子，就是我的常姥姥。虽然常姥姥是后妈，但是对爷爷挺好。所以爷爷对常姥姥一直很感激。不过常姥姥一直和他自己儿子住在一起，我对常姥姥没什么很深刻的印象。在常姥姥去世的时候，爷爷带着我们全家参加了葬礼，之后清明节给去世的人写包袱的时候，爷爷也总会写上常奶奶的名字。

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爷爷说的很模糊，所以奶奶印象比较深刻，就说了她记得的事情。“日本矮子专做烂事，不做好事。”这是奶奶说第一句话。在奶奶七八岁的时候，日本人进村，奶奶的父母出去了，奶奶特别害怕，奶奶的姐姐就带着奶奶跑到了她的姑妈家里了，日本人烧毁了很多房子，把每家的被子抱走，鸡啊，猪啊，只要是吃的都抢走了，还在酱坛里拉尿，奶奶的姑妈家的房子也被烧了。奶奶说的时候，对那时候日本人满满的愤怒。日本人在我们那里陆陆续续呆了三年，爷爷看到了很多飞机啊，轮船啊，马车啊还有汽车。而且日本人在我们监利杨林山修了一个飞机场，1949年飞机场都还在，现在具体什么时候拆了就不知道了。

  1952年爷爷和奶奶结婚了，都是18岁，奶奶稍微大爷爷几个月。奶奶嫁过来的时候爷爷家里的经济情况已经开始下滑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制定并贯彻执行了依靠贫下中农（包括原来是贫农而在土地改革后变成的下中农以及老中农中的下中农），巩固地团结其他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的农村阶级政策。而姥爷被划分为富农，是不允许加入合作社的。队里要求姥爷送信，但是由于姥爷那时候年纪大了。所以爷爷就代替姥爷为队里送信，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只要有信，爷爷都必须去送。那时候，爷爷和奶奶还在种田。1953年奶奶生了大伯伯之后，爷爷就去半路堤烧窑了。1957年，奶奶才被允许进合作社，那时候二伯伯也出生了。1958年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我们村里的标语就是“4.7钱米，吃饱又吃好”，可是这点分量根本不够填饱人的肚子。北京那边经常有新闻，说哪里哪里产了万亩粮食，爷爷笑着说，这怎么可能呢。大跃进不久，开始闹饥荒，大家都没有东西吃，食堂都是用麦子煮成稀粥，可是大家根本吃不饱，奶奶说，村里的人走路都没有力气。有时候实在太饿，就会吃糠粑，而这种东西在我们现在都是专门喂给猪吃的。到1961年，刘少奇上台，主张“见缝插针”集体开荒，饥荒的情况才有所好转。从爷爷的话语中可以看出，爷爷对刘少奇主席很是敬佩。正是1961年爷爷才被允许进生产大队，那时候爷爷包场烧窑，每个月有100元的收入，每年要向队里交700元，家里的经济情况还算不错，孩子也不太多，物价也很低，一斤大米才8.8分，而奶奶在生产大队里做工，一天最多做一份工，一天只有2.5角的工钱。1962年生了三伯，1964年生了姑妈。队里的有些人眼红我家生活好，就给爷爷戴帽子，把爷爷划成地主，打成敌人。奶奶现在提及这个，都是非常气愤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打压，阶级斗争开始，村里的老师不教书了，学生也不读书了，校长也被打下来，红卫兵当家，因为爷爷是地主，所以经常被拉出去批斗，在这期间，四伯，五伯还有我爸陆续出生了。村里的很多干部也被整下台了，爷爷说，上级从外地派了一个干部叫杨铁喜，到我们这里搞重点，打干部，反贪污。当时，有标语是：“暴打朱红顶，火烧杨成贵”。杨成贵是我们三队的小卖部郑奶奶的丈夫，在我记忆里，郑奶奶就是一个人独居，一直开着小卖部，我小时候村里交通不方便，大家需要的很多东西都是在郑奶奶那里买的。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郑奶奶现在关了小卖部去了镇上的养老院，但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家总会请郑奶奶到家里玩几天。爷爷奶奶跟郑奶奶的关系也一直很好。我问爷爷，杨成贵爷爷当时贪污了吗？爷爷说，他当时在当书记，根本就没有贪污，都是被诬陷的。自从开始重点打干部，干部就不吃香了。大家都不愿意当干部了。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分田到户，自己单干。爷爷不在队里烧窑，自己出来承包，爸爸小时候的生活还是不错的，没做过多少事情，也没有饿着过，家里的兄弟都送去读书了，只是因为家里女孩子少，男孩子多，奶奶又比较忙，没时间给伯伯们缝棉袄，棉鞋，冬天的时候，大家连棉鞋也没有穿的，挨了不少冻。

到爷爷四十几岁的时候，爷爷在我们那里的梦河的机瓦厂烧窑。有一次不小心落水里，回家休息几天后，爷爷就开始吐血，去检查说是肺部有问题，打了四十几天的针，医生说只好了一边，还需要继续吃药，药都是姑奶奶在监利县当护士的女儿在医院帮忙拿的。爷爷一病倒，家里的唯一经济支柱倒了，没有了经济来源，除了四伯还继续读书，其他的人都辍学了，爸爸也只读了初一就放弃了。以前我觉得爷爷或许有点不公平，为什么只让四伯伯继续读书而不让我爸读书，其实，爷爷是觉得四伯伯当时已经因为读书眼睛近视了，而且四伯伯老实，憨厚，不读书的话怕是不能再做别的事了。爷爷真的是良苦用心。因为病没有彻底根除，爷爷还需要不停地吃药，所以欠下了外债。家里开始四分五裂了。大伯已经结婚了，大伯娶的媳妇性格比较要强，而我大伯性格比较软弱，所以，基本是女主外，大媳妇因为怕我大伯会摊上家里的债，拼命的和家里过不去，一点小事就可以朝爷爷奶奶骂，摔盘子摔碗，家里永远都不能安宁，奶奶脾气很温和，也不和大媳妇吵架，爸爸是个倔脾气，经常和他们打架，谁说爷爷奶奶不好，就打别人。可是，大伯伯也怕这个媳妇，所以不好明着帮家里，有一次，大伯伯在外面做零工，赚了100块钱，就偷偷地给在县里读高中的四伯伯送去了，结果，四伯伯为了表示感谢，给大伯写了一封感谢信寄了回来，被大媳妇知道了，连及大伯被臭骂了一顿。

为了让四伯伯能继续读书，爸爸在街上跟师傅学手艺，学做包子，之后，奶奶和爸爸就在街上摆摊做早餐卖包子。生意很好，家里也逐渐有了一些钱，四伯伯读书的费用也能付上一部分。随着家里情况好转，亲戚的关系也渐渐变好，大伯的媳妇觉得爸爸的年纪还这么小，奶奶做生意也挺辛苦，所以时不时会帮奶奶的忙。因为改革开放了，沿海城市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爸爸也出了监利县，和奶奶去了汉口，在汉口做了几年包子生意。生意也是很好，赚了钱。在我们那里，我爸是出农村走向城市做包子生意的第一批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跟随我爸去城市做生意。现在，我家里的伯伯，哥哥，姐姐，甚至整个镇都是在外地城市做包子生意。整个镇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2006年国家免了农民的税。新中国建国以来，农业税一直都是国家财力的重要基石，为了支持国家工业发展，农业税务繁重。爷爷说；以前一亩田需要交500到600的税，很多时候根本就交不起，然后很多人都不要田，纷纷把户口转到镇上或者城市，三伯伯的户口也被转到镇上了，所以现在三伯伯的户口也不是农村，三农的补贴政策家里其他人都有，但是三伯就没有。到了胡锦涛主席上台，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了《农业税条例》，停止征收农业税。随后又有了补贴，一亩田补贴几百块。随后，农民种地有了补贴，差不多一亩几百元。

养老补贴也跟上了，爷爷和奶奶每个月每人可以拿到55元的养老金。爷爷奶奶说现在的生活真的好过啊，都是靠共产党。

 问的差不多的时候，爷爷奶奶突然很担心，怕写政府太多不好会招惹什么事情。我赶忙跟他们解释，我只是写一篇作文而已让他们放心。虽然现在比较以前确实是开放了很多，也自由了很多，但是爷爷奶奶经历了民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的一段黑暗时期，那时候限制人们自由发言，真的所谓祸从嘴出。对他们的影响依然很深。

 现在家里衣食无忧，生活越来越好。家庭也很团结和睦。家里7兄弟里面，只有二伯伯家里过的最不如意。因为他们家太喜欢吵架，在外做生意也吵个不停，所谓和气生财啊，不和气当然赚不到钱。爷爷奶奶都信佛，经常跑去庙里烧香，为二伯伯家求好运。家里兄弟姐妹很多，爷爷从来没有因为哪个成功就偏向谁，一直都是谁不如意就为谁多帮一些，多操些心。就算是那时候对爷爷奶奶那么苛刻的大媳妇，爷爷现在也没有在我们后辈面前说半句她的不是。爷爷说：家庭和睦才是最重要的。我想，正是爷爷的这种宽容感染我们，才会让这么大的一个家族一直和和睦睦相处。姐姐说：她最佩服的人就是爷爷，因为爷爷都是公平的对待家里的人。

 爷爷现在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很容易感冒，三天两头要往医院去，2013年的时候，做事不小心从梯子上摔下来了，脊椎骨摔断了，爷爷本以为不能再走路了，但是大家给爷爷买了很多补品，奶奶在旁边细心照顾，三个月之后就慢慢地可以撑拐杖走路了，现在都不需要拐杖了，但是，前些天爷爷突然身体不适去了医院，因为年纪大了很多器官都衰竭了，差点去世。爸爸说，爷爷可能活不过明年。

 之前给爷爷打电话，可是因为上了年纪耳朵有点聋了，在电话里爷爷听不清我说的话。本来打算改写别的老人的但是看爷爷的身体越来越不好，随时都可能离开我们，总想着自己能为爷爷留下一点东西。当自己的下一辈或者外人问起爷爷以前的事时，我也能说上几句。爷爷的一生，不是这些话就可以完全表达出来，在我的心中，爷爷永远都是那样善良，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也是疼爱家人，温柔的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