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人的一生

陶**，我的外公，1947年生于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水口乡。外公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以教师为职业，包括我的启蒙的大门，也是由外公开启的，虽然与本文并无联系，但我还是想在此对他致以诚挚的感谢。他的一生并没有对社会做出什么卓越的贡献，也没有小说里的颠沛流离和命途多舛，但他一生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克服它们的毅力与决心，让我受益颇多。

青少年时期（1947-1969）

外公刚出生那几年正值土地改革运动时期，土改从经济基础上摧毁了地主阶级，同时也削弱的富农阶级。财产全部分给了贫雇农和部分中下农，使农民所得到的土地占到总面积的95%，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据说，外公三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在田地里帮曾外祖父搭手了。因为现在曾外祖父已经去世，我与曾外祖母联系也甚少，所以事实与否也无从考证了，想来或是家族中姨奶奶们的饭后闲谈罢了。外公六岁的时候开始上小学，每个周末都要上山砍柴，所结交的朋友也大多是些家庭贫困的人。外公十岁的时候，也就是1957年，曾外祖父母把他拜托给了生产队食堂的人照顾，曾外祖父母当时是裁缝铺的裁缝，工作忙也没有空管外公。外公在食堂的生活也不如人意，才十岁的年纪就要帮食堂搬运柴火，上山找猪菜、兔子草，他又是长子，家里有好几个弟弟妹妹需要照顾，还要兼顾学业，过得也是十分艰辛。而且经常会因为饭菜不够而克扣外公，经常一口饭都得不到。1958年，正赶上“大跃进”的浪潮，全国各地都遵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更是提出了超英赶美的目标，全国又掀起了炼钢热，盲目炼钢的后果就是此年开始的以后三年的大饥荒。当时外公就快要到上初中的年纪，家中人口甚多，经济紧张，学费都得靠自己挣。我们家乡是个多山多竹的地方，外公当时就给当地的竹制品加工厂扛竹子，一天得扛四五十根，以前就吃不饱饭，现在闹饥荒更是辛苦，一番操劳下来好不容易攒齐了学费。次年，外公就去邻乡寨市的中学上学，曾外祖父天生脚疾，也不方便送行，于是他就和几个同乡一同步行去一百六七十里开外的寨市，所携带的行李除了日常必备的衣鞋帽之外，还有用于劳作的镰刀和锄头，因为当时的砍柴交给学校之类的事情是义务执行的。外公通过自己不断努力获得的中学生活也只维持了一年，1960年接近1961年的时候就失学了。在这短暂的一年中学生活中，外公得到的只是当时学校发给每个人的少得可怜的一尺五寸的布票，每个学还得向学校上缴四五十斤柴、干些担谷子之类的杂活。而且因为资源的紧张，学校还会派遣一些学生去到当时还有老虎等野兽出没的深山上居住，他觉得自己是男子汉应该接受历练，于是自告奋勇参与了。山上阴冷阴冷的，外公和同学们就用一些树枝生火取暖，但也不足以抵抗湖南冬天、更何况还是湖南深山的湿冷。

失学后，外公就回到了家乡，1962年开始就在村里生产队干活，做些担石灰之类的苦力劳动，因为有过学习经历，队里就决定让他同时担任会计的工作。后来大饥荒渐渐过去，但中国还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于是共产党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开展“四清运动”，在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公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务”，运动期间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开展革命，广大工人农民参与其中，积极响应。1965年，外公也作为社会教育干部驻队，住在当地居民家中，平时就负责给他们搞社会主义教育。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之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当时家里从贫农划分到了上中农，他就又回到家中种地。外公是个不计得失又吃得苦的人，对人也是热情而坦诚，当地民办小学正好空缺一个老师职位，便经朋友介绍进入到小学任职教师，上午在学校里上课，下课后就下生产队干活。当时我的外婆在小学的食堂里工作，外公在小学认识，每天这样打交道也就渐渐熟络了起来。1969年两人结为连理。

青壮年时期（1970-1995）

1970年，外公外婆结婚后的一年，当时是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外公得到了一个机会去邻县的武冈师范进修，当时一打三反运动的浪潮充斥着全国，到处悬挂着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的指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额世界”的标语，全国被运动恐怖肃杀的气氛所包围，三月间长沙当局甚至还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当时家中只留下了外婆一个人，已经怀上了我的妈妈，一年之后，1971年，生下了妈妈，外婆生产的时候大出血险些丧命，之后坐月子也没能好好进补，那时候曾外祖母其实是不怎么喜欢我外婆的，加上生的还是个女儿，也就没有来照顾她。一个刚刚生了孩子的人，干不了什么活，既没有工资，也没有公分，外婆就独自带着妈妈度过了那艰难的大半年，那种艰辛我是不敢想象的。1972年外公终于进修回来，但也不能好好照顾外婆和妈妈——他被安排到邻近的麻塘乡当中学老师，1973年又被调往联民乡，直到1974年六月，“批林批孔”运动结束后才又回到家乡——水口乡中学任职，此后十余年一直任教于此。1983年，外婆自生完妈妈以来身体虚弱，不适合再生产，但根据我们那里的习俗，农村家庭还是有个男孩好。于是经过家族内部协议，决定将外公的一个妹妹，也就是姨奶奶的儿子抱养给外公外婆。后来1984年外婆怀上了我舅舅，于是又还了回去。深秋的时候，生下了舅舅。

1986年，外公被调到了县城的劳动人事局工作，当时劳动和人事还是同一个部门，至此将近三十年间，外公就一直生活在绥宁县城，见证着这个小县城的发展。同年，在外公的组织下建立了“家族奖学金”，用来奖励家族中学习优秀的孩子。1992年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南方谈话，虽然听来与我们这些内地普通人的生活关系不大，后来事实证明这个举措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指明了方向，我们的生活也是越来越美好。1993年，妈妈经熟人介绍认识了我爸爸，爸爸比妈妈要大七岁，因为年龄差距不合适外公当时极力反对，外公本来就是个脾气有些急的人，当时就找到爸爸妈妈，态度坚决地说让爸爸回去，不要再去找妈妈，险些骂了爸爸。但是外公也只是因为当时一时生气，他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妈妈和他说清楚并表明态度之后，外公便同意了。爸爸妈妈于是于1994年结婚。外公在劳动人事局工作的时候，工作量非常大，他又是个负责的人，无论做什么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那些工作做下来自己也经常是疲惫不堪。同年，在单位组织职工体检时，被县人民医院医生建议去长沙仔细检查一下身体，后来在查出高血压和心脏病，由妈妈陪同在长沙住院一个月。但这种慢性病也不是靠住院一个月就能治愈的，只能靠平时的情绪和饮食控制。1995年，我出生，外公给我取名为刘陶郅瑶，本来“瑶”字是这个“垚”，郅，意为“最，极”，垚，“高”之意，但因为当时的输入法原因，去上户口时没能打出“垚”字，故退而求其次取了“瑶”。虽然在现在四个字的人名很常见，但是在那个时候，外公为我取的名字却是一种标新立异，尤其是在我们那个小县城更是很少有人理解。直到刚才外公谈起这件事，外公都还为当时没能取那个“垚”字感到遗憾，毕竟现在我已经成年，改起来也麻烦，而且“刘陶郅瑶”四个字已经伴随我将近二十年，受这个名字美好寓意的祝福我也一直什么事都很顺利地生活到了今天。

中老年生活（1996至今）

1999年，在外公的提议下，我们家族筹集了资金，在县城的近郊区建了房子，并于年底乔迁新居，搬家后没多久，外公就在附近的山上开垦了一片菜地。2000年，我下午放学去外公就职的劳动服务公司等外公下班时，总是看到那里悬挂着红色的横幅“贯彻落实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我也问过外公是什么意思，外公就说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发展对自己做出的要求，现在看来也是对的。2004年，外公由于觉得病情有所加重，由妈妈陪同再次前往长沙检查，病情得到控制。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提出了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记得当时第一次看到是在新闻联播上，后来第二天外公就用小本本记了下来，让当时上小学五年级的我背诵，并且说，现在的年轻人就说没有正确的荣辱观，应该好好记住。2007年，六十岁的外公从劳动服务局调至党校退休，退休后，他也闲不下来，几乎每日在菜地里劳作，有时中午午饭也不吃就一直呆在菜地里，他身体本来就不好，还这么劳累，让我们一家非常担心。记得我小的时候，妈妈和奶奶还经常让我去楼顶叫在对面山上的外公回来吃饭。外公还在自家楼顶上喂了鸡鸭，都是用自家种的红薯和南瓜等杂粮饲养的，每一只都长得很壮实。每到过年，外公就会给小外公们送去鸡和鸭。我也托他的福，从小就是吃这些健康有机的东西长大，所以现在身体素质也还算不错。2008年，外公可以说是经历了人生又一次考验。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当时妈妈上夜班去了，爸爸也在外地出差，家里就我和外婆还有外公。外公突然觉得鼻子有些痒，以为是冬天干燥，后来觉得越来越不对劲，用手一摸，鼻子里就滴出一滴一滴的血，曾在村里做过赤脚医生的外婆想了些办法也没能止住血，我们开始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我跑到楼下拦了一辆的士，马上和外婆外公一起去了医院。到医院之后没多久，止住了血，当时医生说是没什么大问题，和我们说可以回家了。回家之后当天晚上也是平安无事，可是第二天中午开始，外公又开始流鼻血，出血量比上次还大，再去医院时，医生说这里医疗水平有限，无法弄清楚原因，可能是血压波动造成的，建议去长沙好好检查治疗。妈妈当时一下班就坐车和外公一起去了长沙的医院，当时舅舅也在长沙上大学，也赶到了医院。第一天检查时并没有什么异样，可是第二天的时候，外公的鼻子又开始流血，而且出血量比前两次都要多，而且伴有意识不清的症状，医生和护士当时就给妈妈和舅舅下了病危通知书，要家人做好心理准备。据抢救的医生和护士说，外公的求生意志非常强烈，当时虽然因为各种并发症头脑已经不清醒，但是嘴里还是在不停地念叨着说：“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的家人还需要我，我的儿子还没有毕业。”或许外公能够撑过那一关和他惊人的意志力也分不开。后来在长沙住院一个月之后回家，从那之后外公也不再整日整日呆在菜地里，家人也不敢让他干重活或者是过分用脑的事情。但是外公是个闲不住的人，他缩小了菜地的面积，但是却把那一小块打理得更精致了，菜地的产量还挺高。后来我的妹妹出生，外公就像带我那样，从小就带着妹妹读诗做数学题目，妹妹四岁的时候就能背很多诗，会做很多算数题了，这应该也算是外公的教育成果吧。2012年，一次难得的家族聚会上，外公又和舅舅叔叔们谈起了时事政治，当时正是胡锦涛卸任，习近平主席上台的时候，记得那时候外公还有些担忧地说，习近平看上去温温的，不知道能不能像胡锦涛那样好好带领中国。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外公说的这句话，恐怕就难以赞同了，外公毕竟也有一定年纪了，判断力也不如年轻的时候，但是他仍旧十分关心时事，有时候看起报纸来连吃饭都要推迟，也常常因此和外婆闹别扭。

外公是个经历过很多的人，人生中的每次经历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所以外公在精神层面上来说是富有的。外公也许没有像文坛巨擘那样满腹经纶才高八斗，但是在我心中他才华横溢。他是我最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