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一生

 主人公：金**，女，1942年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市。

 1942年，外婆出生在一户家境富裕的地主家，家中有父母和一个哥哥，一家人的生活很幸福，那也是外婆年轻时代唯一生活的轻松快乐的时候了。外婆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即是国民党，也是共产党，为两党做事，所以很多事都不能跟家里人说。不幸的是，外婆两岁的时候，父亲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家里也慢慢有衰败的趋势。在外婆七八岁的时候，土地改革开始，地主被打倒，那时候，外婆家所有财产、土地，都被没收了。听外婆讲述，那些人从太阳还未升起就开始搬她家里的东西，直到太阳落山，家里的东西也没有搬完。外婆回忆说，那个时候虽然喊着打倒地主的口号，可是他们家从来没有剥削过别人，对于他们家请的短工，外婆的母亲总是热情对待他们，每次总是拿最好的菜招待他们。外婆的父亲更是个好人，与那些贫苦人民一起坐船，他们没有钱付，外婆的父亲总是出手帮他们。他们家虽是地主，却没有地主的霸道，他们家所有都是靠自己辛苦得到的，所以，在那块地方，他们家的口碑总是很好，也从来没有被穷苦农民闹过事。虽然那个时候外婆才八岁左右，可是对于夺走他们家所有财产和土地她也感到深深的不满，可是父亲不在了，只剩她和母亲还有哥哥，他们根本就无能为力。家里被打倒，外婆一家被赶到碾米的房子里住，正房被让出来给贫苦人民住，还好那时候打倒地主对其子女不是很严厉，但外婆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好过，有一段时间，家里没粮食吃，外婆的母亲就带着外婆四处去乞讨，当时人们对外婆一家都特别友善，每到一户人家，都会给她们很多吃的。12岁时，外婆的母亲也病死了，无奈，外婆只好跟着她的哥哥生活。

1958年，16岁的外婆跟外公结婚了。说起与外公走到一起，我以为会有一段特别的故事，结果是因为娃娃亲，两人并不存在感情基础。外婆说，他与外公的亲事，是他们家长辈说的，那个时候讲究门当户对，所以给他们定了这个娃娃亲，可是外婆的父亲母亲是极其不同意的，外婆的父亲说：“我的子女，以后结婚，一定要是自己本人满意的人。”而外婆的母亲也是，直到临死，也是极力反对外婆的娃娃亲。可是那个时候父母都已不在，年幼的外婆根本就不能做主，虽然她也不愿意与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结婚，可是她没有力量反抗。外婆时常会跟我惋惜，那个时候他的父亲没有被日本人打死，他们家不是被彻底打倒，她怎么也算是个大家小姐，这样她就可以读更多的书，能改变些许自己的命运。外公一家也是地主，所以被打倒后，两人的生活很苦难，住着一间用稻草盖的极其简陋的房子，听妈妈回忆，只要一起风，家里的东西都在摇晃。两个人结婚以后，大跃进开始了，家里能吃能用的都搬去了大食堂，所有人都在大食堂是吃饭。每天天没亮，外公外婆就得出去出工，外婆回忆说，春天的时候，每天早上先是插秧，除草，紧接着就是去开沟挑土。秋天的时候，先是收割稻谷，然后再是挑土筑堤，总之就是一句话：肩不离扁担，扁担不离肩。大冬天，外婆也得光着脚在农田里干活，大块大块锋利的冰块把外婆的腿和脚都割的血淋淋。而外公，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所以被派去干很危险的事。那时候，为了开发城市，外公他们被要求用炸药把山炸平，然后把大块大块的石头挑走，一个不留神就会有危险。嫁到外公家后，不仅因为生活条件很艰苦，外公家的长辈更是对外婆刻薄，外公的姑姑总是刁难外婆。外婆说，有一次出工回到家，准备做饭，外公的姑姑就不允许她用锅，外婆没办法，只好用一个瓦罐悄悄煮了一点粥，那个姑姑就在外公面前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外公对外婆发了好大的脾气。外婆说，那个时候，她总是悄悄流泪，总是回想起小时候母亲给她做饭的时候，给她做棉袄的时候。可是对于现实的情况，她除了心理不满和委屈，她也改变不了什么。

就这样一直到1961年3月，大食堂被拆除，家里分到了一点贫瘠的菜园地，可以自己种些蔬菜。因为粮食不够吃，只能在蔬菜里面加些米饭，这样和着吃。即使这样，每顿都还是不能吃饱。第二年，外公外婆的第一个孩子，我大舅，出生了。家里多了一口人，生活变得有些困难起来。两年后，二舅出生。1966，文化大革命展开，因为外婆外公家都曾是地主，所以分不到救济粮，一家四口的生活特别困难，饥一餐饱一餐，不仅如此，家里还在生产队超支10年之久。1968年，妈妈出生。1971年，小舅出生。家里孩子越来越多，生活也来越困难。但是外婆外公每天不得不按时出工，那时候大舅二舅已经上学，妈妈和小舅还很小，可是家里没有老人照顾，外公的父亲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没办法，每天要去出工的时候，外婆就把门取下来，把妈妈和小舅拦在家里，在家里放一壶茶，然后就去出工了。中午回家，家里一团糟，妈妈和小舅还哭个不停，这些都顾不着，简简单单做个午饭吃过之后又继续去出工，晚上漆黑才回家，这个时候还得去整理菜园。而外公因为家里三代单传，从小被骄纵，所以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对外婆还有大舅二舅发脾气大人。外婆说，有一天，出工回家晚了，下起了下雨，外婆因为要照顾拉裤子的小舅而忘记收谷子，外公回家看到谷子湿了，不由分说的拿起洗衣服的棒槌朝外婆打去，外婆逃跑了，而外公却在后面追。这样的事不止一两次，所以外公外婆的关系并不好。外婆说，那是个极其贫苦，极其艰苦的年代，每天每天出工，在农田，水沟，堤坝，埋头苦干，就为了那几份工，回到家孩子的事也够她磨，还要忍受外公的脾气。她不想自己的孩子想她一样读不了书，所以她顶着好多压力，把她的每个孩子都送到学校去了。每次讲到那些年的生活，她总是感叹我：你们现在真是沾政策的光，生活的这么幸福。

1976年，小姨出生了。这一年小舅的脚跟被别人削掉一块，家里没钱去医院，可后来越来越严重，外公这才借到钱去了医院，可是小舅的脚后跟挽救不了了。第二年，二舅突然全身瘫痪，家里几乎倾家荡产，好在二舅命好，遇到一个老中医，给他开了偏方，一年后慢慢复元了。农村有种说法，说是每个人36岁时都会经历一段劫难。而小舅脚出问题时外公36岁，二舅瘫痪刚好是外婆36岁。虽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却也看的出外婆一家过得多辛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外婆说，那个时候开始分田到组，他们那一共分为三组。各组为了不输给其他组，都拼命干活，这样一来，粮食产量提高了，每户分到的粮食也多了，家里开始慢慢吃得够吃得饱。大概1981年，开始实行分田到户以后，外婆一家的日子也开始慢慢好转起来，买东西也不再需要凭票了。1983年，聪明的外公自己捣鼓起砌房子来，终于，从简陋的土砖房子（稻草房之后盖的）搬到了宽敞牢固的红砖房子。家里的日子越来愈好了。现在唠嗑的时候，外婆外公经常会感激的说：要不是邓嗲（邓小平），我们哪会有现在这么舒适的日子。

1984年，大舅结婚，第二年，姐姐出生。所以家里欠了许多债，为了还债，1987年，外婆带上妈妈去市里做起了早餐生意。她们每天大早起来包粽子，做甜酒，然后挑着去大街上叫卖。后来，妈妈回家了。而外婆因为要照顾读书的姐姐，一直在市里做生意。很快，家里欠的债就还清了，此外，外婆也还积攒了一些积蓄，她说：“即使不用子女管，我自己过生活也可以了，大跃进文革那段时间，想也没想过有这样的好日子。”2000年，小舅的第一个孩子也出生了，无奈，外婆只好回到家里给小舅带孩子。因为外公外婆关系一直不好，所以，回到家时，外公已经搬出去单独住了。就这样，外婆一个人在家带着弟弟生活。

后来因为弟弟实在太调皮，外婆只好把弟弟交还给小舅。而这个时候，大舅舅在广州的生意忙不过来，大舅就把外婆接过去了，说是为了让外婆给他做饭洗衣服，实际上是想把辛苦一辈子的外婆接到他身边享享清福。在广州待了两年，因为不习惯城市的生活，外婆执意回了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外婆就每天整理整理菜园，种些蔬菜瓜果，够自己吃，也可以打发时间。外婆是个几乎没有读过书的人，所以对于现在的生活状态，外婆已是非常满意。

最后，外婆让我传达出她的感谢：感谢中央，感谢党，感谢这么好的政策，我现在日过的很舒适，每天和一些老头老太太打点小牌，每个月还有养老金可以拿。我这一生生了五个孩子，还好，他们五个现在都过得挺好，对我也挺孝顺。虽然大半辈子在受苦，但是现在有这样的日子，我很幸福，很感谢。